多情未必不丈夫
--裴多菲及其《我愿意是急流》解讀
楊建昌
清人劉熙載在《藝概詩概》中曾經說過“詩品出于人品”。我想，古今中外，真正當得起“大詩人”這一稱號的，概莫能外吧。而19世紀匈牙利最偉大的愛國詩人裴多菲就是其中較為卓越的一位。魯迅先生在《摩羅詩力說》中盛贊裴多菲是“偉大的抒情詩人，匈牙利的愛國者”，他還說：“我向來是很愛裴多菲山陀爾的人和詩的。”
裴多菲．山陀爾(1823-1849年)生長在一個貧苦的屠戶之家。他曾在詩中自述道：“父親要我繼承父業，我卻做了詩人。結果呢?父親用刀宰牛，我用筆殺敵，其實做的還是同樣的事情。”可見，裴多菲是早就決定要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他鐘愛的詩歌事業，獻給整個匈牙利民族的解放事業了。1849年，當奧地利與沙俄聯軍入侵匈牙利，企圖顛覆尚在襁褓中的匈牙利共和國的時候，裴多菲毅然策馬驅馳，征戰疆場，以26歲的青春熱血為其壯美人生畫上了一個可歌可泣的休止符。“用筆殺敵”也成為他歌唱的一生、革命的一生的真實寫照。
《我愿意是急流》一詩，詩人借助一系列自然物象，構筑起一個龐大的抒情網絡，營建了一個熾熱的戀愛磁場，通過一連串鮮活生動的比喻，圍繞同一主題，表達詩人純潔而堅貞、博大而無私的愛。“急流、荒林、廢墟、草屋、云朵和破旗”等，或荒瑟冷落，或凋敝殘敗，詩人以此喻自己，而筆下的“小魚、小鳥、常春藤、火焰、夕陽”則顯得美好熱情，歡暢明麗，用它們來比喻心中的愛人，兩者形成了鮮明的反差，相反相成間流露出詩人的一腔赤誠。也就是說，不管自身的處境多么險惡，命運怎樣坎坷，只要同“我的愛人”在一起，只要“我的愛人”能夠自由幸福，那么“我”也就“幸福著你的幸福”了，那么“我”也就能變得勇猛強悍，擁有戰勝一切困難的力量了。
全詩五個章節，圍繞同一中心，反復吟唱，但反復而不重復。“急流、小河”要穿越“崎嶇的路”和層層“巖石”，說明我們的愛情生活也許會有重重的艱難險阻；同“一陣陣的狂風”作戰的“荒林”，意味著愛情路上會遭受到的磨難和打擊；“廢墟”本已被遺棄，并正在“靜默地毀滅”之中，表明詩人愿為愛情付出一切的巨大的犧牲精神；而谷底的“草屋”則突出了詩人處境的孤危；飄來蕩去的“云朵”又昭示了詩人必然浪跡天涯的一生。凡此種種，都展現了抒情主人公不屈的意志和忠貞的愛戀。同時，詩人對“愛人”的描摹也同樣耐人尋味：浪花中的“小魚”，多么自由，多么活潑可愛；樹枝間嗚叫的“小鳥”，又是那樣的天真歡快，甜蜜怡人；青青的“常青藤”，是一種永不消褪的美；爐中的“火焰”，一如愛的火焰，溫馨而暖人；至于那“珊瑚似的夕陽”，不僅絢爛美麗，更能給人帶來無限光明和“鮮艷的輝煌”。
一組博喻，一組對比，勾勒出男女主人公豐滿的形象：是詩情的傾訴，是畫意的潑墨，是至美的追求，是真愛的憧憬。美得令人拍案，真得蕩人肺腑。難怪魯迅先生要說裴多菲“所著詩歌，妙絕人世”了。至于有人依據裴多菲革命而戰斗的一生，把此詩也作為一首政治抒情詩來理解(如《初中語文第三冊教師教學用書》)，則不免有失牽強，更有違于裴多菲寫作此詩的初衷。
雖然說，裴多菲后期所寫的愛情詩越來越多地閃現出革命精神的光芒，成為愛情與革命完滿結合的典范，如1847年1月寫的著名詩篇《自由與愛情》：“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等等，但是，由于詩人民歌形式的創作，因而他的詩歌意象總的來說，較曉暢明晰，詩人慣于用真情來打動人。這也正符合他的美學觀點：“我是一個為‘真’，連‘美’都可以犧牲的人。”可見，在裴多菲的詩歌理念中，“真”尾第一要素，他是容不得哪怕一丁點幾的作假和矯情的。
從這一角度來剖析，我們不難發現《我愿意是急流》中的“我”就是詩人自己，“我的愛人”則是尤麗亞，這無疑就是一首純粹的愛情詩。如果非要作政治抒情詩解，那么，對這里的“我”的理解并不難，或者是詩人自己，或者是革命同仁。而“我的愛人”呢?應該是詩人及其戰友們為之浴血奮戰的匈牙利民族解放事業，是詩人矢志追求的革命理想了。但是，且慢，這里有個問題，即意象的大小本末的錯位。那么崇高，那么偉大，詩人愿意為之獻身的匈牙利民族解放事業(革命理想)，變成了“浪花”中的一尾“小魚”，“樹枝間”的一只小鳥，“廢墟：上的一根纖細的“常青藤”……這似乎有些匪夷所思，令人難以接受，我看即使裴多菲本人也不會這么想吧。何況，這首詩作于1847年6月初，其時，詩人和尤麗亞的婚戀之事已經峰回路轉、柳暗花明了，三個月之后，他們就步人了婚煙的殿堂。所以說，這就是一首愛情詩，詩人裴多菲調動起全身愛的細胞，點燃起激情與真愛的火焰，發布了他的愛的誓言，可謂震天動地、情真意切。
摘自《中學語文教學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