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就在語文課上學習魯迅。老師說：“魯迅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血。”在青少年的心目中，他身著樸素的中式長衫，再冷的冬天也不戴手套、圍巾，一年四季穿一雙黑帆膠底皮鞋。亂蓬蓬頭發很長也不剃。聽老師說：“國際友人史沫特萊邀請魯迅去大飯店赴宴，西崽竟然看魯迅衣衫簡樸而不準他進門！”許多回憶錄記載：魯迅雖然生活簡樸，卻節省很多錢支援革命。
“史無前例”時代，25歲的我從中國科學院被押送到勞改農場。不發工資，每月僅15元最低生活費。身披無產者的勞動服，頭戴資 修反的“帽子“的人拉犁、干牛馬活之余，還是改不掉老九的臭毛病：一到休息時瞪著雙眼就想看書。當時只準學馬列。幸好農場還有一套《魯迅全集》，這是作為革命文獻發下來給群眾輪流自學的。我這個“專政對象”，當然在傳閱“革命文獻”方面最靠邊站。《魯迅全集》前幾卷精彩的部分，如《吶喊》、《彷徨》等，都被“內部矛盾處理”的別人搶去看了，連《兩地書》、《集外集拾遺》都輪不到我，讀書預備隊排得挺長挺長----只有那上下兩冊《魯迅日記（1912-1936）》誰翻了都不愿過目，扔在角落里。好罷 ，我就在冷而又冷的角落，自學這《魯迅日記》罷 。
沉沉的兩大本，厚厚的千余面。那是多么枯燥、瑣碎、繁復、乏味的流水賬啊！記魯迅自已描述過：“我的日記……寫的是信札往來、銀錢收付……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來。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尤其是……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幾成幾了，零零星星，總是記不清楚，必須有一筆帳，以便檢查……”但是，旗手的賬，當不能算作“變天賬”罷。
百無聊賴之際想：好罷，我正好是學數學出身的，就來查查魯迅的帳罷。“中國文化人經濟狀況”的自選研究課題，原來是這樣開始的。
首先注意到魯迅每年都買很多很多書，一看書名就像翻開菜譜一樣：全是很好的書，很貴重的書！這是我最羨慕的！魯迅愛逛琉璃廠、淘古董字畫，愛吃館子、擺酒席，孝敬老母，資助親友，晚年經常帶全家乘出租車看電影……但那么大的開銷，需要多少錢啊？
中國文化人，一向出于清高“恥言錢”，或出于隱私“諱言錢”，然而我在牛棚里，沒有錢，才懂得錢的重要性。魯迅1923年曾向我們的祖父母一輩人（那時都是莘莘學子）作過“娜拉走后怎樣”的報告。一針見血地挑明----
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
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錢，----高雅地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的，但能夠為錢所賣掉。……為準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里，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魯迅全集》第一卷161頁）
那么魯迅一生究竟掙了多少錢呢？沒有人精確統計過，太費事了！只有像我這樣的傻瓜，才干這樣的傻事。我慶幸“十年浩劫”沒有白過，收獲之一就是算清了魯迅24年8000多天的賬。他的錢來自下列四方面：
（1）公務員收入。民國一成立，魯迅就應蔡元培之召，擔任教育部公務員，時間長達14年多；這是魯迅在北京時期的正式職業。他的名義收入如下：1912年5-7月，每月津貼60銀洋；8-9月，每月半俸125銀洋；10月后定薪俸220銀洋；1913年2月后薪俸240銀洋，12月后僅有九成即216銀洋；1916年3月后增為300銀洋。1924年1月（民國十三年一月）重繕之《社會教育司職員表》載有周樹人應得四等三級“年功加俸”360銀洋。但是20年代以后教育部經常拖欠，實發2/3即平均月付200銀洋左右。
（2）教學收入。五四以后魯迅除了供職教育以外，還在北京的8所學校兼課，時間長達6年（1920-1926年）。1920年8月接受北京大學蔡元培校長聘請，兼任北大國文系講師，同時又兼任高等師范等校講師，每周各一小時，講課費每月60大洋左右。期間他去西安講學一個暑期，得講課費400元大洋。1926年8月魯迅離開北京赴廈門大學，由林語堂推薦專任廈門大學院研究教授，月薪臺幣400元；1927年2月魯迅在廣州中山大學受聘擔任文學系主任兼教委主任，月薪500元。
（3）大學院特約撰述員收入。1927年12月-1931年12月，四年又一月中，蔡元培推薦，魯迅受聘為“大學院”特約撰述員，得月薪300元大洋（1929年1月起《魯迅日記》中改稱為“教育部編譯費”，實質上是一回事）。定期支付49個月之久，未曾拖欠，共計14700元大洋，折合黃金490兩。
（4）寫作、翻譯和編輯收入。1907年曾有《人之歷史》等論文在東京《河南》雜志發表，稿酬約為千字2元。但是1918年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字是義務的，不領稿酬。晚年在上海生活時期，“賣文為生”也就是作為自由職業者，依靠版稅、稿酬和編輯費。一開始北新書局每月支付給魯迅的版稅是國幣100元和《奔流》雜志編輯費100元；他在報刊發表文章的稿酬為千字3-5元，魯迅每月收入至少500元，生活比在北京時寬裕得多。但是北新書局經理克扣大筆版稅，1929年8月魯迅找律師與之談判，維護了自己的著作權，索回2萬多元應得版稅。到1932年“大學院”津貼撤銷以后，版稅和稿酬成為魯迅主要經濟來源。
我統計結果：1912春-1926年夏，魯迅在北京期間，共收入銀洋41024元1角（內1922年日記殘缺，為估計數），月平均收入245元；
1926年-1927年秋，魯迅在廈門和廣州期間整一年，共收入教學費國幣5000元，月平均417元；
1927年秋-1936年在上海期間，他共收入國幣（法幣）70142元4角5分，月平均674元。
那么，按照實際購買力計算，魯迅24年的收入相當于今天人民幣多少錢呢？根據歷史的資料換算，1912年一塊銀洋約合今40元，1927年1元“國幣”約合今35元；1936年1元法幣約合今30元。
也就是說，魯迅前期（北京時期）是以公務員職業為主，14年的收入相當于今164萬元，平均月收入相當于今9000多元；中間（廈門廣州時期）1年專任大學教授，年收入相當于今175000，平均月收入相當于今14000多元；后期（上海時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的身份，9年收入相當于今210萬元，平均月收入相當于今2萬元以上。從公務員到自由撰搞人，他完全依靠掙來足夠的錢，超越“官”的威勢、擺脫“商”的羈絆。值得注意的是，他作為自由撰稿人的年收入，超過他作為公務員年收入的兩倍。錢，是他堅持“韌性戰斗”的經濟基礎。然而，他有那么多的金錢之后，卻絲毫不為金錢所動，而始終保持勤儉奮斗的本色。我在牛棚里算清了魯迅一生的經濟賬目，才睜開眼睛看清：離開了錢的魯迅，不是完整的魯迅，更不是真正的魯迅。
多少夜晚在牛棚暗淡的燈光下，透過一千多頁密密麻麻的銀錢賬目的草算，我解讀了魯迅和錢的紐帶。魯迅一生總收入相當于今392萬以上，成為名副其實的“中間階層”即社會中堅。他受之無愧。從“而立之年”以后的24年間，平均每年16萬多元、每月0.9~2萬元的收入，充分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庫門樓房的寫作環境。在殘酷無情的法西斯文化圍剿之中，魯迅能夠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樂，堅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獨立人格。這使他永遠成為文化人的榜樣。
（文/陳明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