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祈
關鍵詞：孔雀東南飛 劉蘭芝 封建禮教 悖論 反諷
《孔雀東南飛》是高中階段已經學習過的樂府民歌，還記得當時老師說這是一篇對封建制度和封建禮教的罪惡進行揭露與批判的作品。這樣概括它的主題或許是無可非議的吧。但如今再讀，我們卻強烈感受到作品中包含的對封建制度、封建禮教更為具體、深刻的認識，以致有了嘗試將一些也許未免淺薄的看法寫下來的沖動。本文嘗試運用悖論、反諷等工具對《孔雀東南飛》進行解讀。
我們知道，劉蘭芝之所以被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焦仲卿的軟弱，而焦仲卿的軟弱卻是一個封建“孝子”的典型表現，一個官僚階級對大漢王朝“以孝治天下”思想的自覺或不自覺的遵奉。我們當然不能以今人的要求去衡量焦仲卿，并大義凜然地說他落后愚昧；相反地，我們只能以歷史的眼光、以當事人的處境去理解他、同情他。那么，劉蘭芝之死確乎能以簡單的“死于封建禮教的迫害”一語作結？非也，蓋因焦仲卿對焦母之“孝”，并非終置劉蘭芝于死地之源也。
劉蘭芝被遣歸家之后，縣令遣媒提親，當她向劉母表明與焦仲卿“結誓不相離”時，劉母并不多加逼迫：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而當劉兄逼嫁時，劉母卻始終不致一辭，更不勸阻。由此可見，在劉家，掌握話語權的人是劉兄，而作為“家長”的劉母的行為卻也自有其依據--漢代禮教對婦人的“三從”（在此主要表現為“從子”）規范。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劉母的“從”使劉蘭芝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如果說劉蘭芝的“被遣”可以歸因于焦仲卿對封建“孝”道的“順”，那么，劉蘭芝的被劉兄“逼嫁”則大可歸結為劉母對劉兄的“從”。這樣一來，我們可以明顯看到，統一于封建禮教之下以焦仲卿為代表的“孝”道思想和以劉母為代表的“三從”思想，原本同為統治階級用于道德教化的工具，在此卻通過劉蘭芝的遭遇被置于深刻的悖逆之中，封建禮教自身的矛盾性昭然若揭，正是這一悖論所形成的巨大合力，最終釀成了劉蘭芝的悲劇。因此，劉蘭芝悲劇的深刻意義，就在于她是在封建禮教下受著相互對立的兩種力量的共同摧殘而走向絕路的女子。在劉蘭芝身上，我們看到了漢代封建禮教對女子的雙重迫害的典型。
在認識到封建禮教自身的悖論性特征的基礎上，我們認為，《孔雀東南飛》正是通過對封建禮教的生動展示，從而揭示了劉蘭芝悲劇原因的深刻內涵。另外，我們還注意到，《孔雀東南飛》由于結構上的反諷（劉蘭芝在焦母、劉兄的相繼逼迫下被遣乃至滅亡與最終“兩家求合葬”）而形成的對封建禮教的抨擊與嘲諷也具有深長的意味。
縱觀全文，著墨之重莫不在于敘述焦母、劉兄之輩對劉蘭芝的戕害，乃至劉蘭芝“舉身赴清池”；而“兩家求合葬”是對焦劉殉情之后的歸宿以及焦劉兩家態度的簡單說明，看似對整個悲劇的簡單作結之筆，但我們認為，這樣的結構安排，精心而隱晦地表達了民歌作者對造成焦劉悲劇的封建禮教的代表--焦母與劉兄的莫大嘲諷與批判，正與全文詳盡記敘劉蘭芝被一步步迫害致死形成對照，從而在結構上完成了對焦母、劉兄的無聲譴責。所謂的“兩家求合葬”，對于焦母與劉兄來說，不論是出于對焦劉堅貞愛情的同情還是感動，都在有意無意之中完成了對自我的鞭笞，在悲悼的氛圍之中尖銳地暴露了自身造就悲劇的罪惡，大大加強了批判力度。就這樣，全文被置于一個大的反諷中，實現了形式與意義的統一。
綜上，我們認為，《孔雀東南飛》通過對造成焦劉悲劇的悖論性禮教的深刻揭露，以及對以焦母、劉兄為代表的封建禮教統治階級的反諷性批判，使作品達到超越了簡單的“批判封建禮教”的深刻意義。而這一切，均由《孔雀東南飛》文本自身中體現的悖論與反諷所決定。這些，就是我們再讀《孔雀東南飛》所得到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