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麗宏
癸未春節前，我去看望辛笛先生。老詩人已經九十二歲了。
那天早晨，知道我要來，辛笛先生早起坐在客廳里等著。因為堵車，我遲到了一會兒。辛笛的女兒王圣思是我的大學同學，她為我開門時告訴我，老人等得有點心急了。不過一見面，辛笛先生還是滿臉笑容，和我握手時，能感覺到他的熱情。
第一次見辛笛，是在上大學的時候，學校里舉辦一次詩歌朗誦會，請來了上海的一批名詩人，其中就有辛笛先生。那是1979年初春的一個晚上，華東師大大禮堂里人頭涌動，座位全坐滿了，走廊里也站滿了人，只能關上大門。進不來的同學在外面把大門敲得咚咚作響。這時，坐在臺上的辛笛先生站起來拿過話筒大聲說：“好！好！這是春天的敲門聲！開門吧，讓門外的同學們都進來！”門打開了，外面的同學蜂擁而入，師大的大禮堂擠滿了熱愛詩歌的大學生。那天晚上，辛笛先生是最受歡迎的人。他站在臺上朗誦了他的一首新作《呵，這兒正是春天》，其中有這樣的詩句：
季節到底不同了。
春天從門窗里進來，
冬天從煙囪里出去。
寒夜漫漫的盡頭，
爐邊聽膩了老巫婆的童話，
終于和笨重的棉襖一起曬到了太陽。
發酵的空氣流正大量沖擊著麻木的神經和細胞，
重新漾起對青春、對光明的向往……
一個已過古稀之年的老人，站在一大群年輕人面前，朗誦如此飽含生命活力的詩句，這是非常美妙的事情。
1981年深秋的一天，辛笛先生托王圣思帶給我一本剛剛出版的《九葉集》。讀這本詩集時，我無法抑制驚訝和激動的心情。我這才明白，在四十年代的中國，曾經有過這樣出色的詩歌，而以前我們幾乎不怎么知道！我一面為自己的孤陋寡聞慚愧，一面為這些險些被歷史的風沙湮沒的詩人不平。
《九葉集》后來產生廣泛影響是必然的事情。這也又一次證明了這樣的真理：真正優秀的文學，是不可能被埋沒的。人們后來把這九位詩人稱為“九葉詩派”，也是一件自然而有意思的事情。在中國的現代文學史上，這是很奇妙的一個景觀，也是很值得研究的一種現象。在“九葉詩派”中，辛笛先生是碩大耀眼的一葉，是其中最有影響的領銜人物。不久后，我又讀到了辛笛先生的《手掌集》，書中的詩作使我著迷，語言，意象，構思，都令人贊嘆，那種深邃、曲折和優雅，展現了詩歌至善至美的境界。這確實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國新詩的一座俊逸不凡的高峰。新中國成立后，辛笛的詩歌一直是被冷落的，原因大概是他的詩歌太講究藝術，政治意味太淡，缺乏“革命精神”。國內的年輕人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在海外，他的詩一直在流傳，后來有機會和辛笛先生一起參加上海作家協會的外事接待，看到海外來的詩人見到辛笛時敬仰激動的樣子，我才真正理解了其中的原因。
在和辛笛先生的交往中，最使我難忘的，是1983年夏天的新疆之行。那次，是去新疆參加“綠風”詩會，全國各地去了很多詩人，其中有鄒荻帆、公劉、昌耀等，辛笛先生也去了，那年他七十二歲，是參加詩會的老詩人中年齡最大的一位，但他和我一樣興致勃勃。在烏魯木齊，一位熱情的部隊詩人要陪我去吐魯番，辛笛先生聽說后，對我說：“我們一起去吧。”于是我們結伴去了吐魯番。從烏魯木齊坐火車到吐魯番，當地駐軍派一輛吉普車來接我們。在如火的烈日下，吉普車穿越茫茫戈壁灘，熱風撲面，車窗外極目天地，一派荒涼，只有冒著青煙的公路在無邊的戈壁中伸向天盡頭。辛笛先生卻毫無倦意，好幾次提出要停車拍照。那是豐富多彩的兩天，我和辛笛先生一起游葡萄溝，過火焰山，走訪維吾爾族居民……在吐魯番的腹地，我和他住在當地的一個部隊營房里，屋外是四十幾度的高溫，屋子里連電扇也沒有，熱得無法入睡。我們一邊搖著扇子，一邊聊天。遙遠的往事，在他談來就好像是在昨天。老人一點也沒有因為歷史委屈了他們而憤憤不平。離開吐魯番的腹地，沒能趕上去烏魯木齊的火車，我們只能在吐魯番車站的小客棧里再住一夜。那天夜里狂風大作，風把門窗刮得乒乓作響。然而這并未能妨礙我們的談興。那晚，除了談“九葉詩派”，辛笛先生還談了他和巴金的交往。巴金是他的老朋友，他說：“巴金是一個難得的真誠的人，我們在一起時他常常默默無言，但他決不會說一句言不由衷的話。”他還談起他所認識的詩人袁水拍。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辛笛先生曾經幫助過困境中的袁水拍，對袁水拍后來經歷的那些大起大落，他頗為感慨。那晚，在窗外呼嘯的風聲中，辛笛先生的感嘆也像是詩句，他說：“人就像一棵樹，在風中必須保持自己的品格，不能隨風倒。否則，就會被連根拔起。”
《九葉集》的封面上畫著一棵大樹，樹上是九片碩大的綠葉，它們向四面八方展開自己的形象。我想這是很有涵義的一種象征。在八面來風中保持著獨立不羈的大樹，它的生命力一定是長久的。大地，是人生的土壤，是母親的襟懷，是人民的感情，是藝術的源泉，而根須，是詩人的意志、信念和鍥而不舍的探求精神。
辛笛說：“詩人應該越活越年輕，今年八十二，明年二十八。”辛笛先生確實像個單純的年輕人。他對友誼的執著和珍惜，對文學始終如一的真誠和摯愛。這樣的態度，正是文學前輩高尚的人格和風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