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名的田園小說、沈從文的湘西小說和汪曾祺的高郵風情小說，在總體風格上比較突出地體現了京派小說的藝術風貌。他們在悲慘感傷的農村中尋覓詩情，極力在小說中表現農村美麗的自然環境，淳樸的鄉風民俗，純真、善良、友愛、無私的人倫道德。
廢名、沈從文的田園可謂之“夢中的田園”，與其他鄉土作家的現實的田園相輝映，以對原始、純樸的人性美、人情美的贊頌從另一角度進行著改造“國民性”的思考。而汪曾祺在對風俗、環境的描寫中似乎挖掘出了鄉土中潛藏著的詩意本質。
1．廢名、沈從文和汪曾祺的小說都描寫人性美、人情美，都運用了詩意的抒情的表現手法，但是他們的“田園夢”仍呈現出迥異的色調。就其思想內涵來說，廢名的小說中藏匿著禪趣，沈從文的小說里顯現出神性，汪曾祺的小說則表現的是生活的詩意原質。
廢名在《橋》以前的小說中以隱含禪趣的筆墨，寫自己領悟了的自然美景，繪出了“拈花微笑”的境界。廢名親近自然不重向自然尋求慰藉，而重在自然中尋覓頓悟，具有古代文人墨客超然塵外的莊禪人格。作者往往在竹林、桃園、陶家村、史家莊等古樸、純真、幽靜的景物中洞見世間萬物生命本體的躍動。
沈從文的小說從倫理道德的角度透視人生，以表現人性為中心內容，以探討民族品德的重造為旨歸，熱衷于表現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牽的原始古樸的人生的審美理想。沈從文身居現代都市，卻懷抱頑固的“戀鄉”情結，這種巨大的內心矛盾、對立化的情緒，導致了他精神的流浪與逃亡，急于尋找棲息之所。古老湘西的幻夢撫慰了他疲憊的靈魂。他以湘西的眼光觀察城市，極易捕捉到都市道德淪落、人性泯滅的嚴重癥結。那黑暗的現實，腐敗的政治，丑惡的人際關系，被扭曲變態的靈魂，使他驚呼：這是“神之解體的時代”！沈從文鄭重聲明：“我還得在‘神’之解體的時代，重新給神作一種贊頌。在充滿古典莊嚴與雅致的詩歌失去光輝和意義時，來謹謹慎慎寫最后一首抒情詩。”由此可見，沈從文的“神”即是人性，在他那里“人性”與“神性”相通。他以虔敬的心情描寫和歌頌人性美，用湘西小說供奉他心中的神。他所構筑的湘西世界，是他馳騁想象、弘揚美好人性的精神舞臺，是一個亦真亦幻的藝術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不論貧富，不講地位，沒有欺詐壓迫，人與人之間友好相處，互幫互肋，互敬互愛。走進這一世界，受傷的精神會得到撫慰，垢污的俗念會被滌蕩，凡胎之靈魂會經受洗禮而升華。
汪曾祺的小說卻透過對于高郵鄉鎮舊事的記憶，以一種恬淡平靜、和諧溫馨的“田園牧歌式”的抒情筆法，和“天國仙境般”的夢幻情調，抒發著他所追索的一種空靈閑適、清新超脫的儒雅境界和浸透著東方靈性之氣的健康人性。汪曾祺小說創作不僅在取材上具有明顯的民間地域性特點，而且所描寫的對象大多是民間的市井人物。尤其是，他對待這些人物，并不是像魯迅寫阿Q那樣“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或者像《祝福》那樣揭示其凄慘的悲劇命運。也不像十七年的小說那樣反映他們的革命性和英雄精神，而是撥開壓在他們身上的層層陰云，發掘蘊藏在他們內心的美質和情操，張揚他們生活中的美和歡樂�！豆世锶悺分械年愋∈帧㈥愃�、陳泥鰍……這些下層勞動者的生活并無多少光明可言，但，他們都在各自微賤庸常的營生中以出色的勞動創造出了一種美的境界。從而使他們的生活充溢著一種生命的歡愉。因而以往的評論中，常把汪曾祺的這種描寫稱之為“風俗畫”。但是汪曾祺的創作目的卻絕不僅僅在“風俗畫”，其深刻的主題意蘊是向人們揭示一種獨特的民間原生態及其包含著的生命意識。他向讀者呈示的是一種自然的原生形態，人們的風俗習慣，是非標準，倫理道德與“念過‘子曰’的人完全不同”，顯示著一種獨立于傳統之外的文化觀念和價值觀念。
2、同樣寫質樸、美麗的愛情，廢名筆下主人公的愛情超凡脫俗，不食人間煙火，如小林與兩位姑娘的愛情不帶一絲欲望，無疑是用禪意提升了生活原態；而對于沈從文，愛情是沈從文描寫人性美的重鎮。他的愛情描寫包括兩類：一類是原始民間傳說，一類是現實題材。前者多是寫男女主人公超凡脫俗的靈魂，他們把愛情看得至尊無比，愿以生命換取愛的純潔、神圣和完美（《月下小景》、《媚金，豹子與那羊》等）；后者側重表現人的自然本性，男女主人公愛得真摯、熱情、活潑、勇敢，躍動著旺盛的生命力（《連長》、《柏子》、《雨》、《雨后》等）。沈從文從他的人性觀出發，一直肯定人的自然健康的情欲是人性美的體現，任其小說的主人公生命本能盡情恣肆，導演著生機勃勃的愛情場面。這兩類題材雖不同，但都表現了湘西人天生的戀愛觀：愛必須以愛為前提。湘西人的愛情不受權勢、名利、金錢等物欲的污染，具有一種自然的愛與美的情感。無論是帶有原始民間傳說色彩的青年男女，還是現實生活中的男女，都不分尊卑貧富，不飾任何假面，甚至不受一般“道德”、“婚姻”的拘禁，勇敢無畏地袒露赤裸裸的一顆愛心，雖不乏蠻性和不可取之處，但那愛必須以愛為前提的“自然道德”卻是值得首肯和贊頌的。沈從文對湘西人愛情方式的展示具有重要意義：一是呼喚恢復愛情的純潔、真誠、神圣，向以金錢、權勢、地位為內容的“城市人”的違反自然人性的戀愛觀提出了挑戰；二是包含著作者的民族憂患意識，希望如湘西人“勇敢”、“發狂”地追求愛情那樣去塑造起一個自由強大、生機勃發的民族。
汪曾祺對愛情的描寫上表現為作品中人物對清規戒律的蔑視。《受戒》里的和尚幾乎沒有一個嚴守戒律的。作為和尚的明海愛上了小英，但愛得那么自然，健康，美好，圣潔。在汪曾祺小說中，男女性愛是高尚自然的行為。他的興趣不在于一般意義上的合禮儀合規矩的性愛，而在于那些越軌破戒的性愛。那些小說人物之所以破戒求愛，乃是寄寓著對于美好人生的詩性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