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濃郁的抒情色彩
汪曾祺在他的《晚翠文談》中曾說“作品的主題，作者的思想，在一個作品里必須具體化為對所寫人物的的抒情氣質也日漸成熟。 作為作家個人氣質的折射，抒情在作品中表現的相當充分。這首先表現在作家主觀情感的流露，汪曾祺作品往往具有小說情節的淡化傾向。隨著情節因素的漸次消失，諸多的非情節因素（如風土人情、社會背景）涌入小說，抒情功能便附著在這些非情節因素上發揮作用。其實作家精心描繪的水鄉風俗，更多的成為一種滲透著抒情韻味的氛圍，為小說中即將發生的纏綿緋惻的愛情故事提供一個充滿感情色彩的背景，它具有情感規定性，并帶有觸發、烘托和解釋作用，它浸潤著創作主體的情思，比起一般以敘事為主的小說中冷靜、客觀的環境介紹、背景刻劃而言更具感人的魅力。
在創作中作家有意識地采用一種“過去時態”的寫作，將絕大部分小說置于回憶筆調之中，這與小說抒情功能的需要有直接的關系。 作家曾說：“語言決定于作家的氣質。”作家的抒情氣質對其作品的風格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最明顯地跡象莫過于其小說語言的“詩化”傾向。汪曾祺筆下的人物大多帶有創作主體的鮮明烙印，因而體現出獨特的抒情氣質。他筆下掙扎于生活重負之下的主人公在單調枯寂的日常生活中表現為對美的敏感與熱愛，對詩意的浪漫主義的生活的渴望，甚至敢于為此沖破世俗的規范。在他的小說里，不僅知識分子懂得在筆墨山水，梅蘭竹菊之間尋找生活的情趣，便是那販夫走卒也多有藝術愛好.這些凡夫俗子承受著生活的壓力，卻依然在忙碌奔波之余尋找著美，釀造著詩意。
2．原生狀態下的民俗風情畫卷
汪曾祺小說創作不僅在取材上具有明顯的民間地域性特點，而且所描寫的對象大多是民間的市井人物。對這些平凡普通的市井人物，作者往往能撥開壓在他們身上的層層陰云，發掘蘊藏在他們內心的美質和情操，張揚他們生活中的美和歡樂，使他們在各自微賤庸常的營生中以出色的勞動創造出了一種美的境界。因而以往的評論中，常把汪曾祺的這種描寫稱之為“風俗畫”。但是汪曾祺的創作目的卻絕不僅僅在“風俗畫”，其深刻的主題意蘊是向人們揭示一種獨特的民間原生態。 汪曾祺作品中那種對原生民間形態的欣賞還表現為賦予作品中人物對清規戒律的蔑視。 在汪曾祺小說中，男女性愛是高尚自然的行為。那些小說人物之所以破戒求愛，乃是寄寓著對于美好人生的詩性向往。汪曾祺寫得較多的是私奔故事。姑娘生下私生子，少婦搞婚外戀，小姑娘愛小和尚在這里都是平常事，只要她們愿意，愛怎樣就敢于怎樣。私奔乃是她們陰暗的一生中最為光明的一次追求，是對日常生活的有限性和無聊感的逃避與反抗。
汪曾祺向我們展示的這個具有自在的原始意味的民間形態，充盈著旺盛的生命活力，“是一個任何道德說教都無法規范，任何政治條律都無法約束，甚至連文明、進步這樣一些抽象概念也無法涵蓋的自由自在”的境地。人在這樣的民間文化形態中是自然的、舒展的、歡樂的。汪曾祺在他的小說中所要表達并極力推崇和贊美的正是這樣一種充滿詩意的人生境界或者叫做生命存在。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汪曾祺小說創傷的主題的話，那就是：人應該像他所描寫的人物那樣，詩意地生存在（諸如民間的）大地上。
3．工筆畫般的表達方式。
汪曾祺在敘述上的一個突出特點，便是對環境、風物、風俗、風情的細致描寫。他的小說，很少采用開門見山的寫法。作品的開頭總有大段的關于環境、植物、風俗、典故等的描寫或考證的文字。比如《大淖記事》的開頭，從對“淖”字的考證，寫到淖中的沙洲上的茅荻和四周的炕房、漿坊、鮮貨行、輪船公司、碼頭……然后又寫到西邊的錫匠和東邊的挑夫，而人物的出場還在后邊。這種寫法很有點“三紙無驢”的味道。但是汪曾祺卻能把這些東西寫得形神兼備，引人入勝。不僅增加了作品的文化性、可讀性，而且平添了藝術上的真實感。
4．清水出芙蓉的語言。“小說作者的語言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語言體現小說作者對生活的基本態度。”（《作為抒情詩的散文化小說》）與汪曾祺的民間敘述風格相一致，其小說語言表現為少浮辭、不渲染，質樸、潔凈的藝術特點。在汪曾祺的小說中，我們幾乎看不到夸張、反語、雙關等修辭手法，連比喻也用得很少。這就使他的語言去掉了一切枝蔓和蕪雜，清水出芙蓉般單純、明快，細細讀來似乎只剩下了語言的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