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獻軍
在戰(zhàn)國時代的作品中，《離騷》顯得那樣的與眾不同。“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一般論者都認為這宣示了屈原神圣的出身，而我們感興趣的是屈原為何如此高調的宣示自己的出身，卻又是在自己屢遭打擊，理想破碎自己被迫離開都城之時鄭重提出這一點呢？因為在他同時代的作品中我們很少發(fā)現這種情懷，怎么來理解這一點呢？
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心目中，談到儒家文化自然會想到孔夫子。然而孔子并非儒家文化的創(chuàng)始人，而是儒家文化的提倡者、整理者和傳承者。儒家文化的創(chuàng)始人可追溯到周文王，《史記》記載“文王拘而演周易”。這是儒家文化的開篇之作，上天垂象以教化人倫，由自然而人事，自然是人事的神圣來源。《詩經》中敘述了周人祖先后稷的神圣來源，是他母親踐上帝足跡而生，這意味著后稷是秉承上帝旨意來完成其神圣的歷史使命。在《周易》中，周文王還繼承了《湯誓》中天下者有德者居之的思想，并進一步探討了上天使命和個人品德修養(yǎng)之間的關系。其后周公制禮，儒家文化完成了它的創(chuàng)建過程。周公制禮標志著儒家文化對人倫規(guī)范，社會人事的全面整合和布局。它確立了貴族世襲的文化建構，從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成了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了。正因為儒家文化有這樣神圣的來源，所以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都有充分自信的人格力量，有一種自我擔當的意識。
屈原雖生于楚地，卻深受儒家文化的熏染，深深服膺于儒家文化，自覺的按照儒家文化來設計自己的人生之路，他有著高度的文化自覺性。儒家文化中貴族世襲的制度安排使屈原深信他的高貴血統就意味著他生來所應擔負的重要使命。他那神圣的出身時刻更讓他深信他是負有神圣使命的人，所以屈原的父親仔細審察了他的降生時辰，賜給他一個光輝的名字：正則。因此屈原的文化自覺自然要求他自己加強修養(yǎng)，培育品德和實際的才干，為未來擔負重大使命完成種種準備工作。正因為如此屈原才會如此勤奮好學，多方修養(yǎng)，有著時不我待的緊迫感，這是一種生命的內在自覺。所以當他看到百姓困苦生活時：“長嘆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當他完成了一系列的自我修養(yǎng)之后，他充滿自信的說：“來吾導夫先路”，熱切希望協助楚王完成復興楚國的大業(yè)，實現自己的美政理想。據此我們可以說屈原是儒家文化的自覺實踐者，擔任三閭大夫時以高度的熱情投入到教育貴族子弟的事業(yè)中去，有以全部的心血傾注在法令制度的修訂上。似乎一條鮮花鋪滿的道路正在眼前展開，一個小人，那個令君子宏圖屢屢化為泡影的小人出現了，屈原的人生開始了斷裂。
對具有儒家人格風范的人來講，挫折打擊正如自然出現風雨一樣，等閑視之，因為他們深信“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孟子不是說：“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作為儒家文化的踐行者，屈原面對人生的打擊莊嚴宣告：“亦吾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支撐屈原的底氣不正是那天將降大任嗎？可現實是如此的殘酷，接二連三的打擊使屈原陷入了困苦之中，而曾被寄以厚望的學生也選擇了背叛，這迫使屈原思考這一切的發(fā)生是個別的偶然的還是普遍的必然的呢？好學深思的屈原自然把目光投向歷史，無情的歷史擊毀了屈原的人生信念，因為“賢不必用兮，忠不必以”自古皆然，美政在歷史上是偶然，個別的現象。儒家的文化信念出現了坍塌，既然所有的苦難與擔當都失去了最后的依歸，那么也就失去了苦難擔當的價值。儒家文化除了讓自己成就自身的道德價值外，于世界何補？于人間何補？于那多艱的民生何補？難道人生的所有價值僅僅就在獨善其身嗎？也許我們很難體會屈原當時的心境，很難感受到屈原作了如此的追問后靈魂的震蕩和心靈的極度痛苦。魯迅先生在《紀念劉和珍君》寫道：“這是怎樣的幸福者和哀痛者……”屈原就是這樣的哀痛者。一個民族的偉大人物在他的心靈世界中往往承載了千百萬人的痛苦，也承載者千百萬人的希望。對于屈原這樣一個把全部的生命都投注到儒家文化的人來講，這就是他生命的全部。儒家文化信念的坍塌就是他的生命出現了坍塌，他是為信念而活的人，絕不是茍活者，他必須重建自己的信仰體系。
屈原開始了他極為艱苦的追尋信仰之旅，“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莊子的“逍遙之游”是屈原所不愿意的，他終究不能太上忘情，置黎民的呼告于不顧。那百家爭鳴的中原文化終究無法解答屈原的追問：為何君子大多斗不過小人，為什么歷史上大多數時間是小人得志呢？既然“美政”的實現僅僅是歷史的偶然，并且偶然實現的“美政”失敗的命運早已注定，人亡政息，甚至人未亡政已息了。一切努力的意義何在？一切的奮斗犧牲價值何在？至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何屈原沒有象當時的士人“良禽擇木而憩”，靈魂的依歸沒了，生命的存在失去了根基，人生剩下的惟有哈姆雷特的：“生存還是死亡，這是一個問題。”我們似乎也明白了為什么屈原的絕筆會是《天問》，劉小楓先生說屈原的《天問》是對儒家文化根源的發(fā)問，可以說他把儒家文化的天捅了一個大窟窿，而《紅樓夢》里的補天之石正是曹雪芹試圖補上屈原捅出的大窟窿的一次英勇的嘗試。
屈原說：“舉世皆醉我獨醒。”于是他選擇了汨羅江的清流，給后人留下了一個個“天問”。可后人除了端午之外后有什么呢？今日高談國學者有誰能回答屈原的“天問”呢？又有誰能尋回屈原的人生信仰的根基呢？如今就連“端午節(jié)”也被韓國人申請了世界文化遺產，難道說屈原的真正知音在韓國乎？
浙江省臨安中學 徐獻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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