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長青
詩歌的邊緣化在今天已成為一種無言的定局。有沒有挽救詩歌的必要？怎樣挽救詩歌？好象這樣的討論聲音在媒體發達的當下，微弱得可憐。
最近，我注意到詩人西渡和語文教育家錢理群先生撰文呼吁將詩歌教育確實地規劃進教育體制的設計中。（《中華讀書報》2005年6月25日15版《我們的孩子還需要讀詩嗎？》）我以為這是一個偽命題。之所以我說它是一個偽命題，是因為作者過分強調詩歌教育功能的一面，忽略了作為文學的詩歌的整體環境。這樣勢必造成一種假象，以為詩歌的悲哀是個別的，是偏見。另外模糊了詩歌的真實存在形態，對詩歌教育的現狀分析不足，有隔靴撓癢之感。任何孤立的理解詩歌生存方式，主觀的判斷詩歌現狀都不利于詩歌的發展。這些只能是遮蔽了不足，誤導了大眾對詩歌教育的認識與真實度。
文體的生存狀態與社會生活息息相關，中國文學一直末能擺脫依賴世俗的存在。這是中國文學的宿命，也是文學難以獨立的頑疾所在。傳統的文體界別作為龐大的文學形式的主要區分度，它的出現本身就好比人類語言的出現，是人類無奈的選擇。因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盛行不同文體。文體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是不容爭辯的事實。但這不等于說，生活是決定文體的唯一條件。純粹的文學與世俗文學的同時存在，也是文體不敵世俗的先決前提。
詩歌曾作為中國文學的發端，有著較長的輝煌鼎盛的歷史時期。這種文體特征可以說是深深地烙上了鄉土中國的特性。成為我們引以自豪的文學傳統。從20世紀以來，中國詩歌受西方現代性的影響，詩歌改革的進程， 或者說現代詩歌的誕生與中國的制度變革緊密地聯在了一起。這樣的一個文學背景，使得中國詩歌難以從世俗境地中掙脫出來。僅有的一些所謂的純粹詩歌，很難在這樣的一個大背景中形成足以吸引一個時代關注的力量群體。
所以，中國的現代詩歌是所有文體中最具復雜性的。流派之多，受西方影響最大，讀者群也最不固定，尤以情緒化明顯。當然，也是最具文學特性的，受政治影響最小。在一個強大的政治話語環境中，現代詩歌一開始就具有邊緣化的特點，大眾性也相對較弱，民間基礎自然也很薄弱。而傳統古典詩歌作為詩歌的存在有著很強大的民間性。因此，詩歌一方面具有精英特征，另一方面則是牢固的大眾性。由于兩者之間的路徑不同，互通與交融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民間世俗教育中，古典詩歌一直占著絕對的位置，現代詩歌根本無緣進入。現代詩歌通常被認為是受過西方教育的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需求。現代教育教材則將古典詩歌安排在小學低年級，高年級才有現代詩歌。這樣就出現一個現實，中國詩歌最近的一百年里，很大程度上是分野的，只承認古典詩歌是現代詩歌的傳統，而現代詩歌又是與古典詩歌存在著截然不同的話語方式。同時就產生了一個自然的問題，以什么樣的方式講授詩歌？在一個較長時期內，對現代詩歌不僅是陌生的，甚至兩個人群是對立的。分而制之也在所難免，鄉土中國與現代中國的模糊在詩歌中體現得淋漓盡致。詩歌之痛是文學之痛，更是不同主義的終極所在。詩歌的身上同樣寄寓著一種精英理想。
進入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的特征逐漸顯現。西方社會發展過程中曾出現過的一些問題，時不時的在我們身邊發生。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再讀現代詩歌，其中的現代味也慢慢地品咂出來了。也只有在這樣歷史環境下，才能悟出現代詩的深味和意蘊。
這是作為文學意義上的詩歌的現狀。世俗意義上的詩歌由于具有強大的民間性，仍有著深厚的社會基礎。讀詩吟詩的傳統在民間并沒有完全消失。通常意義說的詩歌失去了市場，失去了讀者，特指的是現代詩。籠統的說中國詩歌傳統動搖了，這是不準確的，也是不客觀的。
有鑒于此，我以為當下詩歌在教育中需做好這樣幾件事，一是普及現代詩歌的詩學特征，尤其正確處理好詩歌在“二元形態”并存方式下現代詩的立場；二是將詩歌教育放置在整個文學教育中，事實上，教材中的詩歌比例是不少的，關鍵是如何提高教學效率；三是詩歌考查的途徑和方式值得探討。
目前，詩歌教學爭議最大的焦點是高考的考查方式有意回避現代詩。考綱明確要求，主觀題鑒賞詩歌是古典詩歌，前幾年考查現代詩歌是客觀題也被拿掉了。作文基本上是除詩歌外的文體。全國每年高考優秀作文鳳毛麟角。所以，導向上的人為痕跡是不利詩歌發展的。
另外，技術化傾向也是詩歌在教育中不振的一個原因。詩歌的蘊藉的語言特點，豐富多彩的形象意蘊令技術望塵莫及。所以在這樣一個以信息為主要特征的商業社會，詩歌顯然不被容納的。這跟教育者的放棄有很大的關系。如此說來，這個時期散文﹑小說顯得活躍多了，因為這兩種文體相比詩歌要更世俗些。我因為世俗的盛行恰恰是這個時代的一個特征。詩歌的不景氣也是自然的事，所以就有了上面這樣的言論。危害在于人為的技術因素會喪失人文的根基。
我還注意到網上有這樣的言論，“主張廢除文體限制者并不了解語文教育。文學才能并非高考作文重點考察內容，作文教學目標并非培養文學家，相反，重視日常生活中的實用文體訓練，培養寫作的基本能力，為日后進入社會打下文字基礎，這是作文教學的終極目標。詩歌雖然并非少數人的專利，我們也曾有詩人多于讀者的年代，但詩歌還真難說是‘實用性’的文體，在生活節奏快的今天更是如此。”這樣的言論是危險的。是典型教育缺失的表現，是絕對化和教條化的典型話語，這樣的言論是不負責任的。教育者果真以這樣的邏輯對待教育，教育的未來還有什么希望。
既然教材中安排了大量的詩歌，為什么考起來就無動于衷，人為限制詩歌呢？以我之見，除了上面的客觀因素外，出版社與考試中心分屬兩個機構，各有自己的一套科學體制，不然怎么解釋。總不至于說，不考，是為了給學生減負？也是在為閱卷者減負？罪在詩歌形式本身。
所以，我認為錢老的《呼喚“詩教傳統”的歸來》有些抹殺中國詩歌的民間實際，而西渡作為一個現代詩人對物質化的今天詩歌的失落的焦慮顯得又有些悲觀。按照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傳統，中國現代詩歌倒是遇上了一個極好的發展時期，也許這永遠是一對悖論。按這樣的邏輯，文學的復興也是必然的事，根本沒有必要憂慮，只是不知她以何種方式呈現出來。因此，兩人都沒有回到問題的根本上來。當然這些與他們剛剛編出的一套“經典閱讀書系”叢書無關。畢竟他們為詩歌的振興在做著自己喜愛的事。至于孩子們要不要讀詩還用得著討論嗎？
讓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簡介：吳長青 男 江蘇射陽人，畢業于鹽城師專中文系﹑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江蘇省作協會員，南京師大文學院高級訪問學者。著有散文集《開往春天的地鐵》（江蘇文藝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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