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報
作者：郭春先(特約書評人)
胡適注定是值得在中國現代歷史上大寫特寫的一個名字，“我的朋友胡適之”曾經是許多人的口頭禪，他的人緣之好、人格魅力可見一斑，然而，在20世紀50年代，經歷過一次全國性的批判運動之后，胡適成了他昔日朋友們噤若寒蟬的名字，那一群人的身影瞬間引退到重重迷霧之中。終究歷史是無法改變的過去，多少年過去了，我們已不再只是簡單地用
是與非、對與錯的眼光來看待歷史，從這個角度上說，《胡適和他的朋友們》吹去了覆蓋在歷史書頁上的厚厚灰塵，讓我們從零散的往事片斷中，一尋那一代人的怕與愛。
丁文江是誰？張慰慈又是誰？還有段錫鵬……除非是學界中人，今天清楚這些名字以及他們故事的人恐怕并不會多，但在當年，他們都曾是風云一時或者壯志滿懷之人。“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歷史就是這般的無情，連胡適都要在多少年之后才能逐漸得到應有的公允評價，那么站立在他身后的許許多多人物，又如何能垂名青史而被廣泛地關注呢？《胡適和他的朋友們》不是一部分量十足的系統論著，而是只著眼于與胡適有過較親密交往的人群，包括他的同學、同事、學生或者朋友，告訴我們一些曾經存在卻又不為我們所了解的人與事。盡管從這些零散的歷史資料，我們還是無法對他們的一生有多么清晰的了解，但正如書名所傳達出來的信息，我們可以知道胡適是他們一群人當中具有比較典型的代表性人物，他們是中國第一代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
無論是科學家任鴻雋、文史學家陳衡哲，還是社會學家陶孟和、教育家蔣夢麟等人，他們都曾經是胡適交往頻密的朋友，更是中國現代教育和現代學術文化的開拓者、奠基人，而大致相同的留洋生涯與生活閱歷，使得他們成為中國第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成為中國社會發展演變中的重要流派。相對于傳統派的保守和革命派的激進，他們呈現出來的是完全有別于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一面：他們對民主、自由、科學的理解和熱愛，他們在人格上的獨立追求，他們在學術上的開創，他們對政治的熱忱，即使時間又推進了幾十年，仍足以讓今天的我們肅然起敬。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樣一個“根基打得比較好、路子走得比較正的群體”到上世紀50年代后，很快被人們所遺忘。那個年代距離我們并不遠，但他們的“精神世界和思想遺產卻離我們很遠”。
我無意也無力對胡適和他的朋友們的思想水準與社會價值取向做出評判，但我認為，我們應該知道這些人和事，即使他們沒有最終成為歷史的決定性力量。如果沒有這些人的出場，至少我們曾經以為完整的歷史，其實是有著很大的缺失，后人也就無法在歷史與現實之間找到一個合理的發展規律。作為在混亂年代中出現的一支重要思想流派，他們的清晰顯現，為我們在思考那一段歷史中出現的困惑找到了合理的解釋，拼嵌出了一幅較為真切的歷史。他們未必改變了歷史，卻實在是中國現代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群。
這一群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未有共同的口號與綱領，更未有完整的組織與結社，將他們放到一起來說的，自然是他們相差無多的社會理想，更因為這一位集中體現了他們理想的人物--胡適。在《胡適和他的朋友們》當中，篇幅較長而且真正值得一讀再讀的，我以為是《胡適與蔣介石》一章，不知道是否出于壓軸或者總結性的考慮，作者要放到最后一章來講。事實上，胡適與蔣介石之間的交往，正可以看作是胡適一生與政治之間若即若離、似有還無、欲罷不能的生動寫照，缺少了這一章，我們無法真正理解胡適的一生際遇，也無法真正理解為何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無意中成為中國政治舞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胡適曾向蔣介石建議，讓他以“無智、無能、無為”治國，如此放言無忌，蔣介石竟還不惱，有人說“在自由中國，只有胡適一人享有言論自由”，這是不是也說明點什么呢？胡適去世之后，蔣介石寫的挽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我以為說得都對，胡適正是這么一個既矛盾又和諧的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們又何嘗不是？
《胡適和他的朋友們》，智效民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