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類思維發展的規律而言，首先認識一個一個的具體的事物，之后從諸多具體事物之中再抽象出共同的東西，從而對一類事物的共性有所認識，從而造出類的概念。對自然界的認識如此，對人類的認識也如此。
在中國，對人的類別認識，是從道家的創始人老子開始的。他從追溯人的祖先開始，一直追溯到了人類的肇始，并跨過了人類的肇始，進入了無人時期的自然界，又從無人時期折自然界追溯到了沒有天地時期的宇宙源頭，并為其起了一個名字，稱之為道。之后又返轉回來，把宇宙的源頭道，與天、地、人排列在一起來考察它們之間的關系，從而對人有了類別的認識，并由此產生了要格自尊的觀念。
儒家的創始人孔子略晚于老子。他也在努力探索人們共有的本性，人們共有的本質，不過卻不像老子那樣機敏，不像老子那樣靈活，所以沒有能跳到人類的圈子外面去了解人，而是從一個一個人的個體中，從一群一群人的群體中，一點一滴地總結和概括，最后才總算對人有了一個模糊的類概念產，把人的本性、本質歸結為“仁義”，把有沒有仁義作為有沒有人格的分水嶺。即使是這樣，孔子的方論中，也很難找出對人的界定來。如果勉強舉個近似的例子，大概也就是下面的一句話，這就是：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就這句話的涵義來分析：志士仁人活著的標志就是仁，活著而無仁，就等于死了；雖然死了而實現了仁，就還在活著。所以在這里，“志士仁人”可視為人類的代表；“仁”，可視為人格的標志。雖如此說，不過畢竟說的不是那么直接。
按照孔子的思路，對人做出直接界定的，是生活的戰國時期的儒家第二代代表孟子。他說：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也就是說，他已經將有沒有“仁義禮智”作為人與非人的分水嶺，已經將“仁義禮智”視為人格的標準。正因為如此，所以他經常拿人與禽獸相比，以做區別。比如他說：
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其意是說，人類與獸類的差別也就那么一點點，一般的人把它丟了，而君子卻何存著。這一點是什么呢？也就是舜帝所遵循的仁義。舜帝不是創造了仁義，而是順著仁義行動。仁義是人與禽獸的分水嶺。
由此可見，孟子已經沿著孔子的思路，確立了人的類概念，并樹立起了人格自尊。
不過，在儒家發展的過程中，將人格自尊建筑于系統的理論基礎之上，通過人類與其他物類的對比，尋找出人類之所以偉大的原因，使人格自尊成為人類的一種理性，一種明覺，卻另有兩大代表。一個是戰國時代荀子開辟的流派為了敘述的方便，我們姑且稱其為荀派；另一個是北宋時期周敦頤開辟的流派，為了敘述的方便，我們姑且稱其為周派。而這兩個流派雖然所處的時代不同，但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這就是將老子的思想深深地注入進了自己的理論之中：荀派是直接從老子那里汲取老子思想的；周派是通過《易傳》間接汲取老子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