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魯
年青時讀車爾尼雪夫斯基，深為他的利己主義所感動。這是怎樣的一種主義呢？譬如說，我正準備吃早餐，這時一位朋友來訪，他也正餓著肚子，卻只有一塊面包。于是我把唯一的面包給了他，看著他津津有味的吞咽下去，我感到無比滿足。我餓著肚子把面包給了別人，不是因為我高尚，而是出于利己的動機，是為了獲得比自己吃下這塊面包更大的愉悅。
后來讀蘇東坡，發覺他也是這樣一種人。東坡以好酒不貪杯著稱，自謂“吾少時望見酒杯而醉，今亦能飲三焦葉矣”；“吾飲酒至少，常以把盞為樂”，飲酒僅能喝下小焦葉杯三杯，且頗感自豪，自覺酒量較少時有了不少長進；常常只是把盞玩樂，還自鳴得意，“我飲不盡器，半酣味尤長”。在他看來，飲酒就像陶淵明彈無弦琴，只求酒中樂趣，不拼一醉方休，“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他自以為，普天之下沒有人比他的酒量更差了。可是，他卻特別“好飲”，“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于客”。東坡閑居家中時，每天都有朋友造訪，每有客來，無不設酒款待，從這個意義上說，他覺得普天之下沒有人比他更愛飲酒的了。
東坡謫居惠州時，有朋友給他送了些酒來，心中一高興，便一邊把盞玩樂，一邊翻開《新唐書》，閱讀《王績傳》。王績其人，歷史上以“嗜酒”聞名，隋朝時因沉溺酒鄉犯了瀆職罪，被彈劾罷官；進入唐朝，貪戀美酒又以原官待詔門下省，享受官府每日供給三升酒，其弟王靜曾問他，作待詔快活嗎？王績答云：“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東坡之“好飲”與王績之“嗜酒”不可同日而語。東坡好飲，每每自己釀酒，每月用米一斛，釀酒六斗，加上朋友饋送，每日可有二升五合酒，這些酒都“入野人、道士腹中矣”。
人生最大的幸福，莫如身體無病、心中無憂，這是人生之“至樂”。東坡雖屢遭貶謫，卻能隨緣自適，無病無憂，然而整天與人交往，往來的人難免有病或心有隱憂，“予安得全其樂乎？”為了保全自己身心的“至樂”，他“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有人曾問他：“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己以為人，何也？”東坡笑著回答說：“有病的人得到藥治病，我便感到渾身輕快；飲酒的人酣暢痛飲，我也感到痛快舒適，我這樣做只是為了我自己啊！”
“勞己以為人”，東坡這種泛愛天下，不求聞達，不求報償，以他人之樂為至樂的精神，確是令人景仰的。較之車爾尼雪夫斯基，蘇軾似乎“利己”得更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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