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45歲的非著名作家馬里奧·普佐完成了他的第二部小說，作為一個追求純粹文學藝術的作家，他的作品受到一些好評，如果照此寫下去他可能會成為一個比較有影響的純文學作家。但此時，普佐債務纏身，連最基本的生活費用都有困難，根本不可能埋頭書齋心平氣和地進行高雅的創作活動。于是他屈服了，他放棄了自己的創作初衷，改寫通俗類小說。3年后，《教父》一書橫空出世，創造當時的銷售記錄。
1970年，30歲的藝術影片導演弗朗西斯·科波拉遇到了與普佐相似的窘境，他執導的幾部藝術類影片票房幾乎顆粒無收，在走投無路之際，派拉蒙公司派人與他商談改編拍攝《教父》的事宜。他匆匆看了幾頁原作就大倒胃口，但為了生存，科波拉也選擇了屈服。不久，電影《教父》問世了，影片所取得的.成功可以說是電影史上的一個奇跡。
普佐和科波拉所取得的成功看起來似乎讓人困惑，在當今，是不是只有向世俗低頭，是不是只有與世俗同流合污才能獲得真正的成功？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任何藝術總是要與世俗保持相當的距離，兩個向世俗低頭的人所取得的成功的背后并不單純是它的俗，更重要的是他們兩人先前在追求高雅藝術的過程中所積累的雅的底蘊。離開了這樣的藝術底蘊，一味地向世俗獻媚，不可能產生任何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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