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波撼的是岳陽樓，《岳陽樓記》掀動的卻是心潮的波瀾。登岳陽樓讓人體會到“洞庭天下水，岳陽天下樓”這句話確非虛言，不論是作者范仲淹，還是文中滕子京的作為，都彰顯了生命的崇高取向，因此也讓岳陽樓成了一座偉岸的豐碑。
他倆都是北宋“慶歷新政”的參與者，然而想要一洗積弊的這場改革，一開始就注定了失敗的結局。遠的不說，之前宋真宗的“天書運動”已經暴露了這個政權的能力和合法性的不自信，然后是真宗劉皇后的專權，內外矛盾進一步加深，劉太后死后宋仁宗實際掌權，此時國庫空虛，“田賦不均，歲久不能治”，“平人驚懼，盡起為盜”。在強大的既得利益勢力面前，不少希望改革的官僚“皆懼讒畏禍，不敢挺然當國家之事”，于是改革的美好理想，被現實化作了發人深思的悲劇。而悲劇中表現了范仲淹等人堅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偉大。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一個有良知之士永遠希望社會變得更好，“進亦憂，退亦憂”，憂國憂民是他們的本分。為此，“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通為理想而奮斗的過程來實現人生的'價值。也許他們永遠喜樂不起來，更何況在積弊深重的民生、政教“百廢”情景之下。所以，當岳陽樓重修落成之日，滕子京要悲愴地“痛飲一場，憑欄大慟十數聲。”
偉大的時代是對小人不屑一顧的時代；糜爛的時代則“負大才，為眾所嫉。”慶歷二年，西夏大舉攻宋之時，滕子京手中兵卒無幾，卻“乃集農民”千戎服乘城”，又“會范仲淹引番漢兵來援”而保全了城池和百姓。滕子京“設牛酒應犒士卒，又藉定川戰役者于佛寺祭酹之，厚扶其孥，使各得其所，于是邊民稍安。”第二年慶歷新政，便有梁堅、鄭戩等人以“其間數萬貫不明”的理由彈核滕子京，范仲淹在《滕君墓志銘》中為之辯護道：“君受署之始，諸部屬羌之長千馀人，皆來謁見，悉遺勞之。其費僅三千緡，蓋故事也。(梁)堅以諸軍月給并而言之，誣其數爾。”還在上宋仁宗的《奏雪膝宗諒張亢》疏裡具體分析說：第一，賤買牛驢，犒設軍士。即低價購買百姓的牲畜，用來犒賞士兵。百姓愿意低價，表現的是軍民同仇敵愾，所以他們也不怨；第二，說滕子京在汾州花天酒地、宴飲數日，賞賜樂人銀楪子事為張冠李戴，是把韓琦的事強加在滕子京頭上；第三，梁堅奏稱滕子京到任后經手的十六萬貫公錢中，有數萬貫去向不明。但根據中使調查，滕子京經手的款項中，只有三千貫屬于公用錢，其余都屬于軍用。也許，他在撫恤將士上是多花了錢，但可以想像，平時虛應故事的冗雜規定，往往是一追究人人有問題，不追究人人熟視無睹，那是最容易從中找到有所作為者把柄的。為了不連累別人，也為了保障自己行為結果不被改變，滕子京已“焚其籍以滅姓名。”《宋史》說他的性格：“尚氣，倜儻自任，好施與。”他是個不計個人得失敢于擔當的人。轉過年來的慶歷四年，滕子京就“謫守巴陵郡”了。他在岳陽的三年中，除了重修岳陽樓，還崇教化，興建岳州學宮；治水患，擬筑偃虹堤。司馬光在《涑水記聞》中說滕子京：“修岳陽樓不用省庫銀，不斂于民。但榜民間，有宿債不肯償者，官為督之。民負債者爭獻之。所得近萬緡，置庫于廳側自掌之，不設主典案籍。樓成極雄麗，所費甚廣，自入者亦不鮮焉。州人不以為非，皆稱其能。”滕子京再一次表現了他善于開發利用社會資源的才能。那些民間催討不到的爛賬，肯定存在社會不公等原因。將這些錢化作地方公益經費，不僅得到欠方的配合，也得到被欠方的支持。最關鍵的仍然是百姓“不怨”和“不以為非”，因為他這樣做，維護了社會的公正，大家也相信他，都知道他并不會“自入者亦不鮮”，他是把錢都用在公共事業上了。事實也證明他確實如此，《宋史》就說他：“及卒，無余財。”懂得生命崇高價值之人，豈是區區幾個金錢能夠左右的！
杜甫所謂：“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歷史的長河之中“吾誰與歸？”豈不正是這些在任何情況下，都具有強烈使命感的有識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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