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中禰衡擊鼓罵曹操后，在座的孔融擔心曹操因此殺了禰衡，所以對曹操說：“禰衡罪同胥靡，不足發明王之夢。”這句話用一個典故，這無疑是將了曹操一軍。
胥靡“發明王之夢”是殷高宗武丁與傅說的故事。“胥靡”是指服勞役的奴隸或刑徒，武丁對大臣們說，夢見天神賜給他一位輔佐自己的賢人，容貌他還記得，于是就命人繪像尋找，結果傅巖這個地方找到了筑城的胥靡傅說，并用這位來自最底層的胥靡為相，使底層賢者上位，實現了國家中興的夢想。孔融把禰衡比作傅說，借此嘲諷了曹操求賢的口是心非，并非出自誠意。
后來，衛國也有一個胥靡逃到了魏國，居然給魏國的王后治上了病。之前，魏惠王強行廢黜衛成侯而改立的衛平侯死了，新即位衛嗣君就非要把這個胥靡引渡回來，不知道他們之間有沒有什么解不開的過節，也許僅僅是單純一個逃奴而已。他派出使節，帶了五十金去魏國，可是往返了五次，魏國就是不答應。最后，衛嗣君決定用左氏城作為交換條件來引渡他回國，這下大臣們急了，勸諫道：“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如果按照《周禮》的說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那就是用四個縣，二千三百的人口去交換！衛嗣君說其中的意義不是你們能懂的：“夫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失十左氏，無害也。”為了標榜自己依法治國的夢想，衛嗣君愿意不計成本。而維護統治的利益，是各國統治者的共同愿望，所以魏惠王在震驚之馀，說了：“人主之欲，不聽之不祥。”好歹他也是一國之主，何不藉此機會在諸侯面前表現一下自己的正義感。于是就用車押送這個胥靡回衛國去了，而且是白送，并沒有要衛國的左氏城。
《韓非子》中收入了衛嗣君的這句話，作為法家代表人物，韓非自然很欣賞衛嗣君的做法。問題是衛嗣君一上臺就採取如此極端的做法，不去檢討一下胥靡為什么會出走到魏國去，把他引渡回來，“明王之夢”就能夠實現嗎？而且衛國此時已經小得十分可憐，僅剩濮陽一地了。孤立地拿這件事來說事，豈不是忽悠人？所以蘇軾說：“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于勝廣之亂……然秦韓之治行于一時，而其害見于久遠，使韓非不幸獲用于世，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和商鞅的移木立信一樣，無非是實用主義地不顧合理性，強調自己主張的.唯一權威性。法學家梅仲協評論韓非時說到了點子上：“我國二千余年來，政治之所以未納正軌者，揆其原因，半誤于儒家，半惑于韓非。”他認為韓非“本不知法律為何物，而妄以法治為名而行其人治之實，‘慘礉少恩’，‘而終不免以人為殉’，致使吾國上下，即在近幾十年來，對于法治的概念，還是弄不清楚，以為民主國家所厲行的法治制度，便是韓非所主張的一套嚴刑峻法，殘民以逞的法治。”所以，衛嗣君要殺不肯在衛國忍受折磨的胥靡總是正當的，誰叫他不甘寂寞，因為高超的的醫術，而被衛嗣君惦記上了。禰衡也應該知道，自己不死是不會太平的。
無論是中國傳統中的儒家還是法家等其他各家，都有其值得繼承的部分。比如韓非也說：“椎鍜者，所以平不夷也。榜警者，所以矯不直也。圣人之為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但和度量衡器一樣，法是重要的，可是法不過是設定了行為標準的下限，簡單地依法，對提升社會文明程度的作用不是很大。更可怕的是，有了統一的度量衡，仍然會有大斗進小斗出和額外加派之類，法在弱勢者面前可以暢通，在強勢者面前，很多法一出臺，就是他們改造的對象，有利的還要更有利，沒有利的，不是把事情鬧到不好收場才用一下，平時就成了徒有其名的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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