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講壇開播已經十余年，大半內容我都認真學習了，收益不淺，然而，愛挑刺的毛病也讓我產生了不少感想。據說閻崇年簽名售書時被人打了耳光，是因為不滿他過于美化了滿清統治者。馬戛爾尼尚且知道中國：“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150年里，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在變成半野蠻人。”仔細研究過清史不難發現，清朝統治骨子里正如鄉下人進了城，費盡心思模仿城里人，但其文化總是無法不露出些粗鄙來。還有于丹也被噓了，據說是不滿她花拳繡腿的淺薄。這當然有些極端化了，也不雅觀了一點。
其實有點問題不算什么，一代宗師歐陽修，當時不也是被不甚知名的吳縝寫《糾謬》一書，指摘其瑕疵多多。做學問可貴的就是在發現錯誤中不斷聽取不同的聲音，從而糾正偏頗而達到完善。聽人發表見解也要有一點校讎意識，以便解惑釋疑，使自己有所進步。和當翻譯一樣免不了有誤會說者、誤導聽者的時候，解構一些錯誤，同時留下一些新的錯誤也是很正常的。
發現或者存疑，本身就是自己深入學習的契機，比如聽到王立群講“焚書坑儒”坑的不是儒，而是術士。去查一查歷史，秦國自秦孝公啟用商鞅就開始“燔《詩》、《書》以明法令”了。秦始皇繼承這個傳統，“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而且派人查問京城咸陽“妖言惑眾”的'讀書人。經過這些讀書人的相互舉報，坑殺了其中的四百六十余人。
因為司馬遷在《史記·儒林列傳》里是說：“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班固《漢書·儒林傳》也說：“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問題是不能斷章取義，司馬遷又在《秦始皇本紀》中說，坑殺了在咸陽的諸生四百六十余人后，始皇長子扶蘇勸諫說：“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明確說了坑殺的是“誦法孔子”之人；班固在《地理志》也說他：“稱皇帝，負力怙威，燔書坑儒，自任私智。”還有東漢王充《論衡·語增篇》說：“燔《詩》《書》，起淳于越之諫，坑儒士，起于諸生為妖言，見坑者四百六十七人。”
《說文解字》解釋說：“儒，柔也，術士之稱。”甲骨文中就有“儒（需）人”、“儒（需）師”等字，孔子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中就包括了很多術的內容，所以儒士可以稱術士，方士也還沒有從儒中徹底分離出來。
“焚書坑儒”事件的觸發者是方術之士，而受害者卻是儒生。光殺在咸陽者是不夠的，所以又在驪山山谷中殺了七百多個。找借口對秦始皇說“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的盧生，以及與盧生相與謀劃說秦始皇：“貪于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的侯生等方術之士的逃去，又一次使秦始皇大怒。
但劉向的《說苑》說，侯生被抓了回來，居然還很有底氣地站在道的層面上對秦始皇慷慨陳詞說：“陛下之意，方乘青云飄揺于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歷數了秦王之暴必然導致亡國之后，秦始皇聽后居然喟然而嘆，并且放了這個得罪自己在先，抓回來又批評了自己的侯生！大概他以為如此就可以開創一個總是化腐朽為神奇的歷史，既不把人當人看，又可以永遠自夸自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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