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姐有兩個孫子，大的十三歲，小的五歲，兩個小家伙只會說普通話。大的一直在杭州，沒有人與他說方言，他幾乎聽不懂常山方言。小的一直在老家，可現在鄉下也是從小學說普通話，家里無論奶奶、爺爺，外公、外婆打孩子出生說的都是普通話。無論標準不標準，小孩子反而帶動起老人學說普通話了。
我到杭州外甥那兒，與外甥孫說話，有意無意地就要與他說方言。一句方言說出來，說得外甥孫像鵝一樣的呆看著我。外甥媳婦在一旁就會要我與小孩子說普通話，說是大家都說普通話，你說方言，別人聽不懂，又老土。
我只能啞然地笑笑。
我還是固執地堅持自己的觀念，在全民學說普通話，也要將方言傳承下去。
方言是一個生命根須的維系。我說的是江西方言。我的祖先是在康熙年間從江西遷徙到浙江常山的，幾百年來古老的方言沒有被吞沒的跡象，一代又一代生命，口傳身教，傳承著祖先的語言。我也不知道祖先這種語言起源于何朝何代，何時何人。就是江西方言其間也是多彩多姿的。常山有許多說的是江西方言。我在中學里念書時，說江西方言的，就一個“吃”字，就有多種發音。我熊家莊的人“吃”發音為“恰！”干脆利索，語音寬厚。而有人說“食！”翹舌音，有點饒口。還有人說“稀！”只是從牙縫中擠出來的。所以我在中學里念書，那怕一群說江西方言的同學匯在一起，也可以分辯出不同的村莊，不同的祖先，顯得五彩繽紛。
而常山音我聽上去比較單一，只是縣城里的與鄉下的發音有所不同。有些鄉下人崇拜縣城里的發音，以為縣城里的常山音文雅。可我從小覺得城里人的發音造作，沒有鄉下人那種帶土味的寬厚。
我的外婆是衢州廿里人，我從小還會說“西安腔！”1977年我在我舅舅家住了三個月，那時西安腔我說的非常的順溜。有一回無意間走到外婆的墓前，查看著墓牌上的名字，我的外婆叫“吾村南！”我當時還以為我的外太婆是住在村莊的.南邊，就將女兒取名為“村南！”后來才發現其實“村南”是方言，“南”音就是西安腔中的“娜你”的意思。
方言看上去只是在很狹窄的范圍里相傳，外人很難明白其深藏的意境。而恰恰方言地域的狹窄性，而隱含著生命多彩的秘碼。這種秘碼就像大地上的野草那樣千姿百態。大地上如果只長一種雜草，我想人類望著單一的野草，心靈可能就黯然失色了。
我小時候聽到江山人說“曰，”還要笑話江山人說話難聽，后來才知道“曰”是古漢語的發音，現在肯怕只有江山人還保留著這古老的發音，應當是異常珍貴的。
語言會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轉變與失傳，而一當所有的方言失傳時，我難以想象一百年之后，中國人只會說普通話，心靈上是否會過于格式化與模式化，但至少，走到天涯海角，只聽到：“你好！”“你吃了嗎？”會讓人感嘆曾經豐富的那濃濃的鄉音，那怕幾百年，越千年，生命只要憑著簡單的發音就可以尋覓到曾經的故鄉的情結。
有一年我販了一車桔子到上海松江，在水果市場上遇上一個婦女，她說她是江西人，我說我也是江西人。她要我說一句江西方言她聽一聽，她一聽就知道我是不是江西人。我就說“你恰了嗎？”她大笑著說，我是正宗的江西人，兩人間的距離就因為那片故土的音質而拉近了。有一年我在杭州用三輪車叫賣胡柚，幾個江西女子過來買胡柚，她們說的方言，我聽懂了。她們抬頭奇怪地盯著我看，問我為什么聽得懂她們說話？我說我不僅聽得懂，還會說。我就用方言與她們交流了起來。
她們沒有想到我一個浙江人會說江西方言。我與她們說起了祖先就是從江西遷徙到浙江的，幾百年了方言也沒有失傳。
方言就像根須一樣讓我的思緒順著那須子沿伸到遙遠的時空中，讓我感到我的生命的來時的路徑。
忽然之間，莊上的小孩已經不會說方言了，也沒有人向他們傳承方言，大有將方言擲而永遠棄之之勢。
我感到方言可能失傳的危機，心中不覺生起些許擔憂與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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