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傳來一聲恍若巨獸所發出的沉悶的火車頭笛鳴，使得我從甜蜜的夢中突然驚醒，茫茫然開始了今天天的生活。大概是由于學校靠近田心南車集團的緣故，校外總是傳來一聲聲刺耳的火車笛鳴，像是被包裹著一條循環的鐵軌，每時每刻都叫人飽受這鋼鐵巨獸的折磨。然而火車的轟鳴畢竟比不過早春的黃鸝的嬉戲，也比不過盛夏時節農家稻田里的歡快的蛙鳴，更比不過秋后飽含悲傷的寒蟬的嘶鳴——那只不過是鋼鐵與石油混合的怪物所發出的不祥的咆哮聲罷了。
似乎每天都有幾分相似，始終沒有什么新鮮的事物叫人記憶深刻。早晨起來，寢室的其他室友都還在床上酣眠，盡情地打著安逸的呼嚕，與火車頭的鳴叫巧妙地融為一體，像極了鄉間交響樂團不熟練的演奏。
刷牙，洗臉，抬頭望望蔚藍色恬靜的天空，這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時刻。新的天空飄蕩著新的云朵，新的空氣中蕩漾著新的花香——古人所云：“一天之計在于晨”的.遙想或許出于此吧。一縷陽光從窗臺悄悄爬上了洗漱間，給破破爛爛的白瓷磚鍍上一層金黃色燦爛的光芒。記得某位印象派的畫家曾花費好幾天的時間，躲在教堂里觀察陽光灑向桌角布，那束陽光所產生的漫射現象給了他靈感，使他畫出了一幅了不起的印象派作品。我雖不懂得色彩在繪畫藝術上有著怎樣的神奇效果，但對于陽光在室內所產生的微妙變化我還是懂得的。畢竟在我隨想的那段時間里，洗漱臺的陽光已經悄悄挪動了腳步，跳到地板上一團污濁的積水里去了。
城市在清晨活了過來。工廠里囚禁的鋼鐵巨獸的低鳴、街道上車輛爭先恐后的喧囂、菜市場的叫賣、人行道的嘈雜，似乎光靠著這些聲音便能給城市一個完美的定義。按文學的角度來說，便是修辭格中的“借代”罷。這些雜亂的聲音代表著這座工業城市從沉酣中醒來，就像“白胡子”代表著“和藹可親的老爺爺”，“紅領巾”代表著“扶老奶奶過馬路的好孩子”一樣那么生動、形象。
聽聲音作判別是我們人類的專長。年老的長輩們偏愛聽廣播，即便從未見過面新聞播報人，一聽到他們的聲音就能夠正確說出他們的名字。就像現在尚未出踏出寢室門的我，靠著火車頭的聲音來辨別它來自機車廠。這種技能應該是在人類歷史上淵源流傳的，而我卻意外在明朝最為出色。歸有光《項脊軒志》說自己“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光聽到腳步聲就知道門外有誰要來，難道不是一門出色的生活技能嗎？
但我們對于聲音并沒有止步于生活，而是通過聯想和創造，使得聲音超越了生活，步入了享受階層。就拿中國人來說罷，古老的勞動者們將動物的骨頭做成骨笛，用以勞動之后閑暇的娛樂。之后大概是慈悲之心的作祟，人們覺得用生靈的骨頭作為自己娛樂的資本是一件很過分的事（畢竟自己的快樂總不能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人們便開始用植物制作樂器。《史記》里面就記載著：“黃帝使伶倫伐竹于昆豀、斬而作笛，吹作鳳鳴”的典故，那或許是最早的竹笛的。還有文學世界中，現實主義文學的源頭《詩經》里所收錄的“風”、“雅”“頌”等詩歌，足以證明聲音的學問從很早就與人的精神享受結合一體。但無論什么時候，民間之于聲音的學問發展得總要比朝廷來得迅速。唐代詩歌的流行尚且作為誦吟的資本，代表宋代的“曲子詞”一出場，文學與聲樂節的交際就更來得頻繁。這種將文學與音樂完美結合的產物在市井柳巷得以充分發展，其中最為出格的要算是柳七吧！畢竟“凡有井水飲處,皆能歌柳詞”。再者值得一提的，應該是說書先生表演的口技。每當我讀到《虞初新志》中那位“京中善口技者”靠著“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所發出的“潑水聲”、“搶奪聲”、“火爆聲”時，不覺贊嘆不已，頭腦中浮現無數的幻想。光靠一張嘴就能將大千世界容納其中，這不正是佛家所言：“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的道理嗎？
中華民族是懂得傳承的名族，在聲音的藝術上我們所傳承的不僅僅只有口頭上的唏噓，也不僅僅只有一件件精彩絕倫的樂器以及諸如《廣陵散》、《姑蘇行》等名曲，還有著高山流水、余音繞梁的佳話；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的戰略，以及歐陽子《伶官傳》里面的莊宗被“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的治國教訓。
正是由于千百年來我們祖祖輩輩對聲音懷著獨特的愛戀，故而活在當下的人們，遇到煩心的事情便會去KTV吼兩嗓子，遇到開心事連走路都情不自禁地哼唱。哪怕是孤孤單單一個人時，也會隨心所欲地唱起一首自己喜歡的歌來，替沉悶的人生出一口氣。
誠然，實物總會有兩面性。工廠噪音的污染問題、廣場舞大媽的高音喇叭、所謂音樂家包裝的斂財手段等，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實。
就這樣想著，窗臺的陽光已灑滿洗漱間，然而窗外的轟鳴聲尚未有停息的意思。不知從哪兒竄出一只不知名字的鳥兒，發出一聲尖銳的鳴叫，筆直飛向蔚藍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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