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前，我得知家鄉曾經的老支書病了，著急得真想飛回去看他。
我指的這位老支書，名叫鄧全階。他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就開始在當地擔任大隊黨支部書記的，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卸任，共擔任了20多年。想當年，可以說他是當地赫赫有名的人物。我跟這位老支書，還是親戚關系。他老伴也姓錢，我叫她姑媽。而對他自然該叫姑爹才對。然而，我們姊妹從小都叫他伯伯。究其原因，牽扯到前輩，故，沒人深究。
去年臘月二十八，我一家三口回鄉下過年。因我的老家跟老支書家是一個組的人，步行僅3公里路。當天下午，回家匆匆吃過午飯，我就攜妻女，在“80后”老爹的陪同下，直奔老支書家，迫不急待地看望這位已是86歲高齡的老人。
當我走近老支書的病榻前，周圍全是人。既有前來看望他的親戚朋友和鄰居，又有輪流照看他的兒子兒媳、女兒女婿和孫子孫媳等。由于他趟在床上的頭部朝著房門，我進去后，正對著的是他的頭部。我俯下身子，見他面部精瘦下陷，下巴成了一個倒三角形，還插著氧氣管。要是事先不知道是他，還真辨認不出來。當我看到那一幕，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我很快打消這一念頭，并連忙低聲叫“伯伯”。當時，他的眼睛半閉著，也許是聽清了我叫他的聲音，他使勁睜開雙眼，微微地點了點了頭，并從被窩里伸出左手握住我的手。這對一個病入膏盲的人來說，給我的是多么高的禮節啊！當時，我連忙安慰道：“您別急，會好起來的”。他搖了搖頭。面對一個連氣都喘不過來的病人，我不忍心再說話，只好默默地注視著他。
據老支書家人介紹，他得的是心力衰竭的疾病，臥床已有10多天。據說，在生命垂危時刻，還是我二哥從20多公里外趕去搶救的。后來，我年邁的父親也幫他診斷過。而我最先得知伯伯病危，也是聽二哥說的。在我去看望之前，曾多次打電話詢問過伯伯的病情，一直擔心見不到最后一面。也就在我們去看望他的那天，無論是跟他看過病的醫生，還是家人和其他好心人，都在議論伯伯活不過凌晨1點。因此，我們前去看望病人的許多人，圍著病人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當久違的黎明來臨時，生命力極強的伯伯總算熬過來了，大伙兒心里終于松了口氣。當我與父親拖著疲憊不堪的身軀回家睡覺時，東方已露出魚肚白，雖然一夜沒合眼，但是挺值得。
大年初一，我帶著拜年的禮儀又去看望病中的'老支書。他的臉色好多了，聽說還吃了一些他最愛吃的土家豆腐和水餃（包面）。伯伯們全家和我們大家，一直擔心他過不了年的心總算落地了。盡管他的家人每天24小時輪流精心守護，非常辛苦疲憊，以至于沒過上安寧、愉快的新春佳節，但是有伯伯這顆大樹在，比什么都重要，同樣是一件無比喜慶的事。
有時，我在想，人生就是變化無常。回想去年正月初二，我去給老支書拜年，見他還精神抖擻地說笑、走路，儼然像個老頑童。我還特意給他們拍了全家福。而時隔不足一年，僅判若兩人。不過，畢竟也是八十多歲的老人了。去年，我去拜年，帶有采訪任務。因為，伯伯在當地算得上一個傳奇人物，大家都很尊重他，尤其是我與他可以說是忘年之交，每次見面總有說不完的話。我很欽佩他在那些饑寒交迫的年代，義無反顧地帶領村民們逐步擺脫了貧窮落后的苦日子。他的“為官一任”太不容易了。因此，我有責任和義務對其進行宣傳，讓更多的人了解這位難得的好支書。2015年4月，我采寫的《回望老支書》一文，先后被《中國作家網》、《》等多家網站采用和轉載；6月，我慕名給遼寧省委組織部主辦的全國唯一的《黨支部書記》刊物投稿，真實感人的事跡打動了編輯人員。隨后，編輯部副主編陳麗親自跟我打電話，一是肯定稿件質量；二是提出改換體裁的想法。于是，我按照陳主編的意見，將散文類改為采訪類，寫成了陳主編擬定的標題——《聽老支書講那過去的事情》一文，還配了兩張照片，很快被該刊物第六期采用。同時，還上了《中華先鋒網》。回憶此事，我特別感謝陳主編，不僅用了稿子，而且還特意送了幾本《黨支部書記》雜志給老支書和我作紀念，并委托我代問老支書好。她真是一位有愛心有責任擔當的好編輯。由于老支書聽力不好，只通過父親把書帶回去給他看了，一些細節，原計劃回家過年當面講給他聽的，誰知，他病倒了。就在年前去看老支書的那晚，他細心的大兒子湊到我跟前小聲提醒：“別跟他說過去的事情，受不得刺激”。我嘴里連稱“是”，心里卻想的是“可惜”。其實，我有許多話想對鄧伯伯說，還想聽他講更多過去的事情。
過完年，我回到單位又開始忙碌起來。不過，再忙我也會通過電話和微信，密切關注老支書的病情，衷心希望他早日好起來。我們都期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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