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給全球經濟帶來了沉重的打擊，然而隨著各國政府出臺的一系列刺激政策下，此時的經濟已步入相對平穩期——后國際金融危機時代。同時，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頁初級階段，人口基數大，社會生產力水平還較低。我們必須從我國基本國情和發展根本任務出發，采取正確的財政政策，有序推進經濟發展。
一、優化稅收治理環境，深化財稅體制改革
治理國家政法為先。稅收法治是我國整個法治進程的有機組成部分，從更深層意義上講，它將影響到國家的經濟能力因此，營造良好透明的稅收環境，增強群眾的依法納稅意識，進而適當調節收入水平，有利于促進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另一方面，在后金融危機時代到來時，我國也在積極致力于深化財稅體制改革。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體制改革不斷推進。特別是在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嚴重沖擊的形勢下，良好的財稅體制可以有效遏制經濟下滑的勢頭。具體來講，在后金融危機時代，財稅體制改革著手于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調增個人所得稅的'免征額，對縮小貧富差距起到了促進作用；其次，增值稅轉型改革，指講目前實行的生產型增值稅轉為消費性增值稅，鼓勵企業技術改造。這是我國在單項稅制改革方面減稅力度最大的一次，每年減收超過1200萬元；最后，調整個人住房轉讓營業稅，良好的構建了和諧的征納關系，有利于公平的稅收制度的完善。
二、增加財政支出，優化公共財政收支體系
政府在減少財政支出時的隨意調整，會造成公共服務水平的降低和生產力的扭曲，良好的基礎設施（交通、通訊、電力）和社會服務部門（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對經濟有很好預期作用，應當是財政支出的重點保障對象。但我國以行政管理支出和國防支出為主的維持性支所占比重偏高，而社會性服務支出所占比重偏低，該舉破壞了民生支出的保障制度，削弱了政府為群眾服務的能力。因此，優化公共財政收支體系刻不容緩。例如，“三農”支出中對農民的直接補貼，增加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建設支出等。政府支出應該向農村方向傾斜，這將對整個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更深層來講，財政政策本身的內容表明了它富有效率性這一性質。在后危機金融時代，調查表明，那些經濟基礎較好、科教文衛水平較高的中國東部地區，地方政府通過增加財政支出，擴大財政規模進一步推動了經濟和社會水平的提高，財政支出效率不斷增加。
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和效用存在不同之處，政府應該理智明確根據不同的宏觀經濟目標適當巧妙搭配，將二者進行協調結合，以便起到理想的宏觀調控作用。丁伯根指出：你可以安然地接受這樣一個命題，為實現N個目標，就必須有N個政策。但宏觀經濟政策只有財政和貨幣兩種工具，因此需要慎重將政策角色進行分工。回顧歷史，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在受到較大打擊后，采取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應對。兩條政策雙管齊下所帶來的是“保八”增長目標的成功實現。然而，過多的貨幣供應量直接導致了通貨膨脹效應的出現，這并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如今的后金融危機時代下，中國在制定宏觀調控政策時謹慎選擇。2012年上半年，央行分別調低了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基準利率，這一微調的貨幣政策雖然會讓房地產市場出現一定的回暖，但所帶的通貨膨脹效應將進一步增強。因此，財政政策必須發揮核心作用，在中國基礎設施接近飽和的狀態下維持這一勢頭，應用大規模的減稅來減輕企業負擔，合理利用政府投資，夯實未來經濟發展基礎。同時，貨幣政策的約束性應進一步加強，但靠增加貨幣供應量是無法解決的，應把控制通貨膨脹作為主要目標。
四、結語
后危機金融時代，即使經濟正在平穩復蘇，但中國經濟所面對的環境依舊復雜多變，世界經濟方面仍然存在著很多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即便這樣，我們仍應該在認清國情的基礎上，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計劃，發揮財政政策的核心作用，有理由相信這些舉措勢必將良好應對后危機時期的多變環境，推動我國經濟發展進程，提升我國國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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