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歷史變遷到齊國之后，齊國人追求時尚成風，禮制也被流行淡化，上層社會的裝束也影響著服裝的審美，正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之”。《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記載：“齊桓公好服紫色，國人皆好服之”導致紫色價格昂貴；《史記?蘇代怡燕王書》“齊紫，敗素也，而價十倍。”看著紫色價格如此昂貴，齊桓公甚感擔心，問管仲怎么辦。管仲說：“君欲止之，何不試勿衣紫也？”于是公謂左右曰：“吾甚惡紫臭!”當天宮中無服紫者，次日，城中無服紫色，三日，國中無服紫色。韓非子講的故事反映了當時齊國上層人物對禮數的逆反心理。對傳統禮教的是一個顛覆。色彩上紫色顛覆了傳統朱色而引起流行，齊國尚紫色對后世服裝色彩產生影響深遠。后代紫色脫離卑賤從而成為正色。春秋時期各國衣冠服飾的等級差別已經標準化和教條化。齊國工商業發達，工商業者為了適應社會及人們審美消費觀的變化，必須時常翻新商品的花樣，齊人逐漸養成趨時嗜新的風尚。“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管子?正世篇）。齊人常常開辟一代新潮流，如齊國人喜歡巨冠，常常顯達高貴的冠戴在帽子上。在齊國時期，當時的齊人女子有著男裝的現象，據《宴子春秋?內片雜下》記載，“女子而男子飾者，斷裂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君使服于內而禁之于外，猶懸牛首于門，而買馬肉于內。”公曰：“善”使內勿服，而國內莫服之。齊國這種開放的對后世也產生很大影響，如唐代服裝不斷推陳出新，女子穿男裝在唐代也形成一大特色。女著男裝反映了一個國力強大與開放對服裝產生的直接影響。
齊國服飾形制
帶鉤是先秦時期常見的裝飾，在新石器時代的良渚文化遺址，就曾出土了玉帶鉤。商周時期的腰帶多為絲帛所制的寬帶，《禮記?玉藻》說紳帶的長度“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紳即絲帶束緊腰部后下垂的部分。女子的腰帶也用絲質，下垂部分名襳褵。女子的長腰帶名綢繆，打成環狀結易于解開的叫紐，打緊死結不好解開的叫締。因在紳帶上不好勾掛佩飾，所以又束革帶。開始革帶兩頭是用短絲繩和環系結，并不美觀，只有貧賤的人才把革帶束在外面，有身份地位的人都把革帶束在里面，再在外面束紳帶。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服飾采用銅帶鉤固定在革帶的一端上，只要把帶鉤勾住革帶另一端的環或孔眼，就能把革帶勾住。使用非常方便，而且美觀，所以就把革帶直接束在外面來了。當時齊國管仲因阻撓齊桓公回國奔喪繼位，拔箭向齊桓公射去，正好射中齊桓公的帶鉤，齊桓公裝死躲過了這場災難，后成為齊國的國君。但齊桓公知道管仲有才能，于是不但不記前仇，還重用管仲，幫助自己最終完成霸業，于是帶鉤便成為了護身的象征。在山東臨淄商王村1號戰國墓出土的帶鉤，造型生動，樣式各異，如實地反映了齊國當時帶鉤的流行程度，而這種裝飾成為中國古代服飾品的重要特征。
齊國未立國之前，齊地東夷人的服飾形制主要特點是“左衽”，即衣襟向左，右衽是漢民族服裝的特色，是漢族區別于少數民族服飾的一個標志。齊國服裝形制確立了右衽的特點，據《論語?憲問》記載：“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意思是說如果當時沒有管仲，齊國上下均披頭散發，衣襟向左開，回到原來的時代了。齊國的服飾形象資料可以從考古中發現的一些陶俑、漆器等來分析總結。從山東臨淄郎家莊一號東周殉人墓、臨淄商王戰國墓、等出土的大量彩繪人物陶俑中，可較比較清晰地看出當時齊國男女服飾的基本形制。尤其章丘女郎山這批陶俑的服飾，均著長款上下連屬服裝，右衽又向后纏繞，續衽鉤邊，這就是先秦時期廣泛流行的“深衣”。所謂“深衣”，就是指衣與裳相連在一起的。《禮記?深衣篇》注：“名曰深衣者，謂連衣裳而純之采者”。深衣這種服裝一般采用絲綢制作，而且用料比較講究、成本也比較高，穿曲裾深衣的人一般是比較有地位的貴族。《禮記?深衣篇》注“故可以為文，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謂此衣不費而易為之，雖不是法服，而圣人服之，先王貴之”。這種服裝到秦漢魏晉一直在婦女中廣泛流行。
齊國的`繞襟深衣也有著它的優越條件。絲織物屬于比較輕薄的衣服，繞襟一方面是為了保暖；另一方面，這種服裝寬松大氣，也充分顯示了貴族氣息。這類服飾的主要部分用極薄的繡羅紗縠，同時用較寬的織飾作邊緣，才不至于纏裹身體時妨礙行動。齊國在織繡方面技術高超，給服裝設計帶來豐富的材料。“衣作繡，錦作緣”是先秦以至到漢代上層貴族男女流行的主要式樣。袖身擴大部分為“袂”，袖口縮小部分為“祛”。從章丘女郎山出土陶俑可以看出，腰間束絲織大帶，腰身束的細小，可證這種束腰時尚已成習俗。春秋戰國以來特別是儒家提倡的古禮制抬頭，禮服常服都要求“短毋見膚，長毋被土”，齊國豐富的衣料文化發展對后代服裝造型影響很大。繞襟深衣的長度越來越大，這樣穿褲子就成了多余，寬松的服裝以至于后來導致各國行軍打仗不便，引發了趙國武靈王進行服飾的改革，學習胡人穿著服裝，讓士兵改穿行動方便的褲子，推動了服飾的變革。
齊國服飾對后世的影響
服飾面料的材質、顏色、裝飾手段以及制作技術等方面，均會受到生產力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齊國國力強盛，促進了紡織技術的發展。當時紡紗技術非常高超，如紡麻技術達到很高的技術水平，有些高級麻織品因其工藝難度高，價格甚至超過絲綢。在周朝服飾制度中，頭冠是重要的組成部分，用麻布做頭冠是紀念老傳統的古禮。周代規定做冠用30升的細麻布（這里的升是指的紡織品經線的密度，在幅寬2尺2寸的內經紗如果是80根為一升，如果是80根的2倍為2升，升數越大，織物越細薄），30升的總線數相當于現在每厘米內48根，這個密度與現代絲綢的密度相當，能把麻纖維手工紡織到如此精密，難度是相當大的，可見當時的手工藝發展的水平。春秋時期由于桑蠶絲的發展應用，用80升的絲不但價格便宜而且質地均勻，所以人們都用絲制品代替麻纖維，后來就連維護舊禮教的孔子也開始接受這個變化。《論語?子罕》中說：“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其意思就是說用麻布是禮制的需要，現在用80升的絲比麻更便宜，所以從節約的角度，我也接受。而高超的紡織技術也決定了齊國的服裝無論是形制、色彩、紋飾、質料還是各種首飾都構成了齊國服飾的形式美，也充分體現了當時鮮明的地域特征和民族藝術特色，這些服飾特色對我國后來服飾的豐富與發展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對現在的服飾設計藝術水平也有著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
古代染色技術主要是植物染色與礦物染色。《晏子春秋?內篇諫下》記載，齊景公常常穿五種色彩的絲綢衣服，“公衣黼黻，素繡之裳，一衣而五采具焉。”反映了齊國的印染業比較發達的狀況。齊國一段時期的紫色非常昂貴，一方面需求增加，另一方面，紫色是很難染的。如果以染色的技術來看的話，齊國紫色還多為植物染色方法，植物染色在古代有兩種方法：一種方法是以紫草根部直接染成紫色，紫草為多年生草本植物，根部是暗紅紫色，染色的部位是根部，紫草的被染物還是以絲質的染色效果較佳，棉麻質料的染著度較低，不容易上色。另一種方法是以藍草先染藍色、再疊染上紅花的紅色。前者的方法，容易因酸堿值的變化，導致酸性染出之色相容易和朱之色相混。后者在染色份量的控制上，尤其紅花的色素過多時，就容易出現和朱相混之色相。兩者在技術上，均可確認朱和紫有相混的可能性。但也說明古代的朱和紫，在意義上是相近的，因此才可能相混。而用動物染料進行染色在齊國可能已經使用，《荀子?王制篇第九》便有關于“東海則有紫紶、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的記述。據著名服飾史專家王予予考證，紫蚨可能是用于染色的一種骨螺，是染紫色的絕佳材料，染色鮮艷，牢度好。但由于非常珍貴，又名“帝王紫”，普通人服用不起。這里的“紫臭”恰恰是骨螺所染紫色的特點，天然貝紫染色，其臭味需長時間才能消散，這是不同于紫草染色的地方。當時齊國處于山東半島，正是用的骨螺染色，這也是齊國地理條件的優越性決定的，可見齊國的染色工藝技術從古至今都可謂獨樹一幟的。因此，紫色在齊國相當流行，是貴族的一種象征也就變的理所當然。而紫色也對后世產生了長遠的影響，如約100年后，維護舊禮教的孔子因紫色奪走紅色的地位而對紫色感到厭惡。在唐代也將官秩最高的一、二、三品的服色定為紫色，也說明了紫色的統治地位。
齊國完整的染織工藝體系對后世產生很大影響，不僅對秦漢時期紡織業發展有著直接影響，也為漢唐時期絲織業的高度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且，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生產的絲綢已通過中亞大草原輸往南亞的印度，伊朗，希臘等國家地區。當時齊國是最著名的紡織業中心，無疑是絲綢之路主要貨源地之一。所以，古齊國的桑蠶絲織業是世界領先的，亦是絲綢之路的重要源頭。齊國生產的各種紋飾多樣、材質優良的絲綢，為中國服飾審美文化的形式變化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質條件。齊國織繡發達，面料表現出中國圖案富于寓意，色彩有所象征，注重功能關系韻律和諧的美學意識。絲綢文化與西方毛料文化有根本的不同，由于絲綢織物的特性，東方服裝始終沒有脫離一體化的平面裁剪造型，這與西方分體服飾造型形成鮮明的對比。齊國完善了深衣等中國服飾的基本形制，同時奠定了服裝上衣下裳，交領右衽，注重動感美的服飾特征，形成了古代服飾文化的獨具韻味的特色。
齊國是一個承上啟下的時期，是奴隸制度瓦解與封建制度形成的階段，它擯棄了周代甚至更早的一些禮儀制度，另一方面隨著當時生產力的發展，衣料文化的發展與豐富，服裝也呈現出變革趨勢，并對后世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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