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翻譯的領域更為廣泛，尤其是宗教和世俗學被全方位引入
不合時宜。那個時候很多學者就想重新給予劃分。明朝學者徐光啟將它分成四種
（1）涵蓋宗教和倫理方面的內容；
（2）涵蓋哲學與科學方面的內容；
（3）涵蓋政治和教育方面的內容；
（4）涵蓋技術方面的內容。
著名學者李之藻根據中國傳統哲學理念，將其分成“理編”與“器編”。且認為理編所研究的就是“形而上”，也就是和宗教信仰和別的社會科學內容;而器編所研究卻是“形而下”，也就是和自然科學技術相關的內容。而王徽卻根據功用劃分成“三資”，即“資耳目、手足與心”等之學。明清時期我國眾多學者中對此劃分最為詳細明確的，就是學者李祖白了，李祖白編撰的《天學傳概》一書中將已經翻譯成漢語的西學分成經（即宗教信仰方面）、史（即歷史內容）、超形性學（即神靈之內容）、修學（家庭道德倫理內容）以及天文立法等幾類，不過對西學種類的劃分不盡完善。
二、翻譯西學的方法有變化，出現了很多“編譯”類作品
意大利人利瑪竇等早些時候來中國的耶穌教會人士從一開始他們的創作生涯，就一直運用此種方法。利瑪竇曾經說“：我所編撰的書籍都不是新的作品，只是運用西方方法結合中國方法編撰中國的內容罷了。”以至于后來的西方傳教士幾乎都運用這個方法。這是由于中國歷史上首次翻譯高潮時大都是佛教經典著作，沒有發揮的空間。可是這次翻譯的卻是涵蓋很多世俗內容，這樣翻譯的人就會有非常高的自由度，西方耶穌教會靈活多變的傳教方法實際上推動了此方法的開展。此種全新形式可以劃入到“翻譯”這個寬泛的范疇之中，其和狹義“翻譯”的基本區別就是沒有和漢語幾乎相對應的西方語言的原本。學者們對其命名時頗費周折。徐宗澤所編纂書籍，運用“譯著”這個詞語;而馮承鈞則運用“譯本”一詞。且他還進一步解釋說“：‘譯本’就是指，某一國的作品適應另一國的翻譯，也就是說，是種變換頭面的翻譯。”法國著名漢學家謝合乃則運用了“改編與翻譯”的語言。此外也有學者主張運用“編譯”“、譯著”之詞語。
三、西方傳教士與中國的儒生相互配合
共同開創翻譯之事業傳教士和中國儒生各自分工明晰，密切配合。大致有這么幾種情況：
（1）傳教士翻譯以后，中國的儒生提出一些修改建議；
（2）傳教士翻譯成初稿，中國的儒生然后繼續修改；
（3）.傳教士口頭翻譯.中國的儒生用筆記錄，二者然后一同反復推敲然后最終定稿；
（4）傳教士口頭翻譯，中國的儒生用筆記錄，然后中國的儒生獨自整理成稿；
（5）傳教士傳授知識，中國儒生認真學習，最后編撰成稿。
其中第三種比較常見也有很強的代表性，第二與第四種稍次，第一與第五種最少。大部分西方傳教士對漢語“，口頭說，還馬馬虎虎，但是用筆寫成文，就顯得很困難”。傳教士“親自來用漢語撰寫著作”，是少而又少。徐光啟則將第三種稱作“對譯”。徐光啟認為，西方傳教士和中國的儒生在對書籍的翻譯上的貢獻是一樣重大。實際上，明清時期的我國學者在對外翻譯書籍的過程中的地位，不是像有些人說的那樣的只是非主動的和輔佐性的。一般情況下是，在翻譯工作開展之前，中外學者已經做了很長時間的相互交流和溝通，多次在一起磋商，且在對即將要開展工作的內容有深刻了解的情況下，最終選定翻譯內容。不過，這會深受來中國的西方傳教士所隨身攜帶書籍和所具有的專業知識特長以及是不是愿意翻譯的制約。不過，中國的儒生有時也會積極主動學習研究關于西學方面的內容，在了解大致情況以后，馬上請求西方傳教士來翻譯。對于《遠西奇器圖說錄最》這本書的翻譯，就是很好的例子。中方翻譯人員王微從小癡迷于科技知識，后來很偶然的機會看到一本簡要介紹西方的書籍，他就對西方奇器非常稀奇。1617年冬天，王微和龍華民、湯若望等朝夕相處，有問題就請教他們，著意探詢，或請教他們關于西方奇器制作的內容，有的讓他們翻譯成漢語，還最終確定了翻譯這部書籍的基本原則。正是王徽本人孜孜不倦的堅持以及謀劃，他才擁有了翻譯這本書的主動權。翻譯外文書籍的過程，中方人員自身的文字應用能力、學術水平、語言領會能力、學術研究觀念等，這都對所梵音書籍的質量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甚至會事關翻譯的成功與否。意大利人利瑪竇在眾多西方傳教士里面的漢語水準以及東方儒家學問的水平是首屈一指的。利瑪竇一直想把《幾何原本》翻譯成漢語，可是一直沒有滿意的中方人員配合，翻譯的時候很是艱難。若沒有碰到徐光啟，或許利瑪竇也只能深深遺憾了。特別是第三種情況的翻譯，二人面對面進行探討，傳教士想盡一切辦法想把西方文化明白無誤地表達出來;中國儒生一邊記一邊詢問，直到認為切實明白了傳教士的意思以后，苦苦思索.尋找合適的漢語表達詞語。.兩個國家的學者這種嚴謹而又特殊且成功的相互交流方式，是比較少見的。翻譯完成以后最后的文字潤色與最終定稿基本是中國儒生來做。所以，在整個翻譯工作中，就是因為中方學者學習西方文化知識的積極性、吃苦耐勞精神，才最終在引入西方科學文化知識方面取得重大成就。
四、在不長的時間內所獲得的翻譯成果非常多
在中國明清的時候西方著作有翻譯成漢語的，有的已經出版發行，也有只是手抄本，更多的.是在流傳之中遺失，給后來的統計帶來很大不便。徐匯書樓收藏的明朝和清朝期間的西方傳教士和中國學者翻譯編撰的書籍總計401種，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收藏的此類書籍為331種，而梵蒂岡圖書館收藏的這類書籍是168種。由此可以大致推斷出，明末清初翻譯西方文化的作品有800部以上。這些作品很多都是在17世紀中早期完成。直到李之藻病逝的時候，翻譯西方文化作品的工作已經進行了五年多，當時中西合作翻譯的作品涵蓋各個方面。直到17世紀末期，經過南懷仁修訂的，西學翻譯成漢語相關書籍有235種，這里面還不包括中國當時信仰耶穌教學者的翻譯作品。如果全部算上，肯定會大大超過300部以上。在明朝的時候收藏書和雕刻印刷書的風氣不濃厚，比如《十三經注疏》只有福建雕刻出版了該書，僅此一部。西方傳教士來中國以后，出書工作逐漸被人們重視。所出版的書籍里面不但包括單行本，還有系列叢書。學者李之藻編撰了我國首套“西學漢譯作品系列叢書”。總計100卷在明朝崇禎年間印刷出版。翻譯出版西方著作在明后期達到頂峰。《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書名表》所收錄1583—1759年間的翻譯作品總計188種。1631年間出版發行的數量最多，總共10種。從1623到1645年這些年中共印59種。
從1680年以來中出版印刷僅僅有33種。所以，西方文化作品翻譯到了清朝就逐漸減少了。經過清朝早期的幾十年的繁榮后逐漸衰退下去。一部分人認為衰退原因是那些文人士大夫們比較深刻地知曉天主教所宣揚的內容和當其清晰地看清西方傳教士的最終目的的時候，這些人的態度就有了變化。不過此種觀點是需要商榷的。因為明朝末年徐光啟和李之藻以及楊廷摘等人對耶穌教內容的了解肯定是非常清楚的，可這絲毫沒有影響這些人對西教的信仰，并且還英勇護教，不辭辛勞地宣傳西教。事實上，文仁士大夫和西方傳教士相互間關系的改變，主要原因就是那時中國整個社會背景發生巨大變化。另外，對西學漢譯有消極影響的因素還有:早期清朝統治階層，把有才能的西方傳教士集中在首都，讓他們擔任要職，這在某種程度上約束了其和中國文人的相互交往以及所開展的翻譯活動。天主教會內部出現內訌，分散了他們的精力，傳教士忙于著書立說向西方社會介紹中國情況，為自身的思想觀點進行辯解而竭盡全力，無暇顧及其他。東西方文明在開始的進行碰撞的時候，西方文明中優于東方文明和對中國知識分子有較強吸引力的東西，早已在明朝末年被西方傳教士作了翻譯和介紹，清早期的西方傳教士也僅僅是做一些補充性的工作，而那時對新知識比較敏銳的中國知識分子，因為西學精髓已引入中國，他們也就把重點放在對比研究和吸收以及創新上去了。而此時，清朝的反西教的各種措施也逐漸嚴格。直到最后，清朝政府禁止西方宗教傳播讓中國翻譯西學運動終結。直到一百多年以后，中國西方文化漢譯的高潮再一次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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