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雷蒙德·卡佛是美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短篇小說復興的主將，他擅以簡約文風描繪后工業時代美國中下層階級的凡庸生活，被譽為“美國中產階級的契訶夫”。卡佛擅于從小人物的日常瑣事中透視人性的悖謬、命運的無常和“存在”的冷峻。他是一位以“他者鏡像”寫自我迷失，以失敗人生對比美好理想，以沉默和含混暗示情感之綿延及“存在”之無限的作家。
本文在探索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說人物精神特質的基礎上，辨析其短篇小說的獨特藝術魅力。卡佛筆下“自我迷失者”的形象，分析卡佛短篇小說中主體與他者之間的鏡像關系，并揭示其文本內部的欲望機制;第二章側重分析卡佛筆下的“夢想失落者”的精神質地，解讀卡佛筆下小人物們面對生存困境時的自我救贖之道;
透視美國后現代社會的人際冷漠和交流障礙的內在原因，并在此基礎上解析卡佛小說中的作者-讀者的合作關系。本文注重在文本細讀的基礎上使卡佛與其他短篇大師的藝術特質構成比較關系，將其小說藝術的美學辨析建立在美國文學傳統和世界短篇小說傳統的基礎上;在探索小說主題的同時貫穿敘事技巧的分析，避免形式與內容的二元割裂;立足于現實語境談論卡佛短篇研究的意義。
2自我的迷失
“追尋自我”一直是美國文學的重要母題。從杰克·倫敦筆下的馬丁·伊登到海明威筆下的尼克，從馬克。吐溫筆下的湯姆和哈克貝利到凱魯亞克筆下的迪安和薩姆，硬漢和牛仔們延續著美國民族精神中自我意志的神話。然而，這僅僅是美國文學關于“主體性”的一種正面書寫，其反面是菲茨杰拉德、安德森.舍伍德等人有關“自我迷失”文學主題的創作。進入二十世紀后半葉，當全球化的進程逐步展開，處于動蕩不安后現代轉型期的美國資本主義社會，個體自我身份的迷失以及因此引發的焦慮成為新型的時代精神癥候，“主體與他者”的關系問題也得到了重新審視和梳理。
這一時期的主客體關系己經不再聚焦于一味高扮主體性的笛卡爾式的“我思”之上了。尼采的“上帝已死”在后現代思想家那里演變為“主體已死”的“去/無中心化”哲學，“他者”問題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福柯以知識考古學揭露了主體和理性的虛構性，通過對瘋癲的分析為“沉默的他者”平反昭雪;拉康的鏡像理論揭示了大/小他者對主體的篡位;德里達拆毀了結構主義者的同一性幻想，在解構思維中確立他者的絕對差異性。
有關“自我迷失”的文學母題在這一時期也發生了擅變。作家筆下主體與他者的關系裹挾在上述思潮之中，呈現出新的面貌。作為美國后工業社會底層生活的見證人，卡佛的短篇小說創作也不免受到時代思潮和精神氛圍的影響。
卡佛筆下的自我迷失者不再是菲茨杰拉德筆下蓋茨比式的人物，在愛情的夢想中徹底喪失了自我;也不是舍伍德·安德森筆下的.小鎮畸人，執拗地封閉著為精神創傷所扭曲的自我。卡佛筆下的小人物是一群掙扎在充滿不確定性生活中的底層大眾，他們的主體性或迷失于他者鏡像的欲望迷宮之中，或為“強勢他者”所篡奪。
失落的夢想與世俗化慰藉第一節卡佛短篇小說中的夢想失落者約翰·史密斯(Captain John Smith )在1616年出版的《新英格蘭概述》中將美國描寫成一塊物產富饒的新大陸，那里沒有歐洲日大陸的歷史重負，也沒有其復雜的階級關系:“人人，或者大部分人，在很短的時間里，都可以成為自己的勞動和土地的主人與所有者。這種對美國天然優越性的看法后來逐漸演變成有關“美國夢”的國家神話:這片“應許之地”充滿了各種可能性，每個人只要通過不懈的奮斗和經營，就可能獲得自由、平等、獨立和富足的幸福生活。
“美國夢”是一種有關民族國家烏托邦的自我想象，它根植在美國人的意識深處，也是美國文學幾百年來不變的主題之一。但是，作家們有關“美國夢”的書寫卻不純粹是正面稱頌式的。事實上，對“美國夢”的虛幻性與腐蝕性，美國式盲目樂觀主義的揭露、反思和批判一直以來也都是美國作家們的重要使命。如果說馬克·吐溫筆下的哈克貝利·費恩以及海明威筆下的桑提亞哥代表了美國精神外拓式的、征服性的陽性力量;那么菲茨杰拉德筆下爵士時代紅男綠女們浮華而空虛的人生，契佛筆下綠茵山鎮死水微瀾的中產階級家庭生活，則反映出“夢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代表了美國文學內向式的、反思性的陰性力量。20世紀，在經歷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大蕭條時代以及兩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傳統中樂觀自信的精神逐漸消散。
3沉默的言說
第一節卡佛短篇小說中的沉默者阿瑟M.薩爾茨曼在《理解雷蒙德·卡佛》一書中援引威廉·卡洛兒·威廉斯《裴特森》中的話語來闡釋卡佛筆下小人物們無可名狀的痛苦:“他們的言語消失在被囚禁的交流欲望之中，”確乎如此。卡佛筆下掙扎在破碎生活邊緣的小人物們均有程度不等的溝通障礙癥。當他們的內心世界受到來自生活災難性變化的沖擊時，支離破碎的情感和思緒不斷地積聚，卻無法找到恰當的出口。于是，暴力或沉默便成了他們內心狀態的外在呈現方式。在卡佛的短篇小說中，無論是“沉默”還是“暴力氣都代表了人物內在自我的異化和言說能力的缺席。從某種意義上說，“暴力”亦是另一種形態的“沉默”。它是一種扭曲、外化了的“沉默”，它以物理性的攻擊行為取代了符號性的言說行為。事實上，在卡佛的短篇小說中，直露的暴力宣泄并不多見。
對于卡佛筆下那些飽受生活磨難的底層人來說，“沉默”才是他們面對各種困境時的常態。“沉默”在卡佛短篇小說人物的對話中扮演了至關重要角色。它或者暗示了人物的自我封閉狀態，或者暗示了人物的語言表達障礙。卡佛小說對話中的“沉默”不同于海明威的“儉省”。
海明威短篇小說的人物對話過程盡管出現了大量空白，但對話雙方卻能夠互相理解，反而是讀者被置于理解的盲點中而不得不自行串聯意義的斷片。卡佛短篇小說人物的對話方式實現了對“海明威式對話”的反轉:讀者能夠根據作者的提示，理解文本中人物的處境及其無法言表的內心痛苦。但是，小說中的人物卻陷入了錯愕迷惘之中，既無法理解自身的處境也無法使自己的痛苦為他人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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