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朝對少數民族觀念上的轉變
唐朝前期，對于少數民族及其文化的社會心理是非常開放、包容的。經過南北朝、隋三百多年的民族交流、融合，北方地區(qū)胡漢之間的文化差異逐漸縮小。且唐朝建立之初就有著一定的少數民族色彩： 唐初皇室母系血統中獨孤氏、長孫氏皆為鮮卑，其皇室血統中就有少數民族的成分； 其政權核心成員如長孫氏、豆盧氏、宇文氏、元氏等也多是少數民族后裔。
故唐前期統治者的夷夏區(qū)分觀念總體上來說并不嚴格，唐太宗曾言，“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對華夷一視同仁，視為一家。且唐前期大量少數民族遷入中原地區(qū)，少數民族的將領、士兵更是構成唐朝強大武力的基礎。少數民族的飲食、服飾、宗教、音樂、舞蹈等同樣大量傳入唐朝。可以說唐朝前期的繁盛，少數民族的貢獻是非常重要的。從史書記載看，唐人也很少從“夷夏之辨”上強調夷夏尊卑，對少數民族采取輕視態(tài)度。唐前期雖有許多大臣一如既往地反對對外征伐，如魏征、李大亮、張說等，對境外的少數民族也是嚴加防范。但是總的來說，在強盛的國力基礎上，唐朝有實力和胸襟視華夷為一家，允許大量的少數民族內附、入居中原，大量任用蕃將，唐太宗常以之為行軍大將、總管，甚至節(jié)度一方，其社會心理是開放的、包容的。
至唐玄宗天寶年間，邊境權力集于節(jié)度使之手，而中原地區(qū)長期太平，數十年不知兵事，為以后的動亂埋下隱患。安祿山領范陽、平盧、河東三鎮(zhèn)，于天寶十四年起兵，先后占領了唐朝東西二京、河南、關中等大片土地，迫使玄宗南下入蜀，肅宗北上靈武。叛軍所過，百姓流散，田地荒蕪，嚴重破壞了黃河中下游地區(qū)正常的生產生活，給唐朝造成了巨大的人口和經濟損失，并遺留下尾大不掉的河朔藩鎮(zhèn)問題。吐蕃趁唐調集河西、隴右、安西戍軍平定內亂之機，逐步侵占了河隴地區(qū)，并多次深入關中，一度攻進長安。
唐朝自安史之亂后國勢轉衰，中央威信遭到嚴重削弱，而這次戰(zhàn)爭是由“安史”為首領的少數民族所掀起，國土亦是為吐蕃所侵占。在這種情形下，唐人對少數民族的心理態(tài)度發(fā)生了顯著變化，逐漸走向保守乃至于排斥。由此，唐后期的“夷夏之防”觀念在國家實力下降后也發(fā)生了變化，“夷夏之辨”重新興起。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時期“夷夏之辨”并不是強調夷夏間的區(qū)分標準，而是強調華尊夷卑，以從思想文化上強化中央威勢，防止“夷”再來擾亂中原文化，進而要嚴夷夏之防，這正符合唐后期政治需要。
二、唐中央對少數民族的心理變化
探討社會心理應考慮較多的社會階層，但限于史料不足，筆者將從唐朝廷主要構成人員——士大夫及部分材料中民間的行為入手，來分析唐后期對于少數民族的社會心理變化和變化背后的'原因。因為在選材方面可能存在“集萃”的嫌疑，如分析蕃將、藩鎮(zhèn)時，選取的多是與中央對抗或受其排斥的，所以筆者盡可能擴大視角，以使分析更客觀。
唐中央對于少數民族的戒備，除防范吐蕃、回紇、南詔等少數民族政權外，新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對少數民族將領的不信任，對河朔藩鎮(zhèn)的更加防范，前人對此已有論述，為本文討論的需要簡要贅述于下。
在唐朝前期擁有強盛國力的基礎上，玄宗大量任用少數民族出身的蕃將節(jié)度邊鎮(zhèn)： 安祿山節(jié)度三鎮(zhèn)，安思順節(jié)度朔方，哥舒翰節(jié)度西北二師。而安史亂軍主力多是少數民族如契丹、奚、昭武九姓胡等，唐朝初期任命的抵抗力量之將領如高仙芝、哥舒翰皆是少數民族，但他們并未給中央帶來勝利。至肅代之時，人們難免對武人尤其是其中的少數民族產生不信任感。這種對于異族的不信任成為唐后期“夷夏之防”觀念的重要組成部分，強化了唐與少數民族相互之間的不信任心態(tài)，最為典型的便是唐代宗對仆固懷恩和唐德宗對李懷光的不信任。
仆固懷恩之反，皇帝和大臣均知其實情，顏真卿曾說：“且明懷恩反者，獨辛云京、李抱玉、駱奉先、魚朝恩四人耳，自外朝臣，咸言其枉。”唐代宗在懷恩死后曾言：“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既然言其反者僅有四人，代宗亦知其不反，那為何不為懷恩澄清接受安史叛將投降是朝廷的旨意，而非懷恩養(yǎng)患擁兵，坐視懷恩被逼反？筆者以為，除了懷恩個人性格剛烈，與上述四人不和外，主要是因為當時朝廷因安史叛亂，對武人尤其是其中的蕃將產生不信任感，就連對唐朝有再造之功的郭子儀也被多次奪權，李光弼不敢入朝而死于任上，何況是新任朔方軍節(jié)度使的懷恩。這一時期，唐朝對于少數民族的心理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對其產生較重的防范心理，所以唐代宗才會縱容懷恩遭讒，迫使其走上叛變之路。
這種心態(tài)對唐后期影響很大，德宗時朔方軍主將李懷光的反叛原因與懷恩如出一轍。懷光之叛除了朔方軍實力過大，不易掌控外，李懷光本人契丹的身份，在唐朝廷心理轉向排外的背景下，也是很重要的因素。雖然之后神策軍及朔方軍中仍有大量少數民族將領存在，但始終是以皇帝信任的更高一級官員如神策中尉、宰相等為其最高長官。
對于唐末沙陀李克用的態(tài)度，更是反映了唐室對于少數民族的防范心理。沙陀李國昌、李克用父子為唐室平定龐勛、黃巢起義立下大功，震懾鳳翔節(jié)度李茂貞、宣武節(jié)度朱全忠，就當時情形而言，對唐室來說相對更為可靠，但是昭宗及大臣不信任沙陀人，非迫不得已不求救于沙陀。以上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后期中央不信任少數民族將領的防范心理。
河朔藩鎮(zhèn)是唐后期另一重要防御對象。安史之亂后，唐朝傳統的防范對象在外主要是吐蕃、回紇、南詔等對唐有較大威脅的勢力； 在內，蕃將只是數量較少的防范對象，唐后期集中精力最多的防范對象則是河朔藩鎮(zhèn)，它屬于直接導致唐朝轉衰的安史之亂后的遺患。
安史叛軍主要將領以及士兵大多為胡人，陳寅恪先生認為，安祿山即是“羯胡”，其之所以懂得戰(zhàn)斗，當受其母系突厥以及奚、契丹的影響。而安祿山用來征戰(zhàn)的主力，應該就是范陽節(jié)鎮(zhèn)所要臨制的奚、契丹，其最善戰(zhàn)的八千“曳落河”是以奚、契丹為主的精兵。安祿山手下將領中最受信任和最以勇悍見稱的也多有奚、契丹。之后河朔地區(qū)軍政自理，賦稅自用，尚武之風日隆，成為與中央對抗的獨立地區(qū)，雖有士人游仕于其幕府，但總的來看中央對其是有排斥心理的，正如魏博史孝章諫其父史憲誠之言：“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
這種對于蕃將的戒備心理和對河朔藩鎮(zhèn)的防范，與唐前期“華夷一家”的觀念明顯不同，故筆者認為唐后期“夷夏之防”觀念轉為以“內諸夏而外夷狄”為主，強調華尊夷卑，即是強調“夷夏之辨”，但是朝廷并未說明夷夏區(qū)分的標準是什么。至于唐朝這種心理變化的背后動機，筆者以為，在形勢巨變的情況下，兩京失陷，皇帝出逃，四夷交侵，大唐由極盛驟至如此境地，唐人心理產生極大落差，自皇帝至士人，難免要有一個供宣泄的對象來轉移視線，朝廷一方面尋其原因，一方面試圖重聚人心，從觀念和行動上凝結新的勢力。此舉乃政治家所常用，與宇文泰實行關中本位政策很相似，與近代以來中國由天朝跌落至被列強瓜分后，政府及士人們的做法亦頗具相似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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