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爾思想的創造力常令人驚嘆，但若我們看得更細就會發現，這種創造力深深地植根于他對其他思想的強大的學習能力(本己居有、自行轉化之能力)。在曾令海德格爾受益甚多的同代學者中，馬克斯·舍勒占據了一個非常突出的位置。
在堪稱“思想日記”的《黑皮筆記》中，海德格爾曾有這樣的獨白:“《存在與時間》乃是很不完善的這樣一種嘗試:嘗試著進入到此在之時間性中去，以便去對那個自巴門尼德以來的存在問題進行重新發問。對于這本書所遭遇的異議，我直到今天也還沒有足夠的敵人—這本書沒有為我帶來一個偉大的敵人。”海德格爾的意思是《存在與時間》的真正意圖始終在遭遇誤解，人們幾乎從未真正讀懂它。惟一的例外或許是舍勒。按弗林斯的報道，當《存在與時間》在1927年春季出版時，海德格爾立即就將此書寄贈給舍勒，后者隨即著手展開研究并寫下若干評注。晚年的海德格爾告訴弗林斯:“在那個時候，舍勒即使不是惟一，也是極少數認識到《存在與時間》價值的哲學家之一。”
一
1928年5月，正當海德格爾在馬堡大學進行《以萊布尼茨為起點的邏輯學的形而上學始基》這一講座時，舍勒突然因心臟病發作于19日在法蘭克福去世。兩天之后，海德格爾打斷了這一講座的授課進程，在課堂上臨時宣讀了一篇名為《紀念馬克斯·舍勒》的悼辭。
在這篇悼辭的開端處，海德格爾描述了舍勒之死帶來的震驚與震憾:“馬克斯·舍勒死了。剛從一種偉大的、具有大幅度和多層次之規模的工作中出來的他，處在向終極和整體進行突進的一種新的起跑階段中的他，正在一種新的、載有其甚多期盼的教學活動的開端處的他，死了。”緊接著，海德格爾給予舍勒思想以極高評價:“馬克斯·舍勒—且完全不論其創造力的規模和特性—乃是今天德國最為強勁的哲學力量，不，他乃是今天歐洲甚至是在當前之哲學本身中最為強勁的哲學力量。”然而何以做出如此高的評價?其依據何在?
為此，海德格爾回顧了舍勒思想之形成所具有的那些機緣:舍勒的哲學開端受到了奧伊肯生命哲學的影響:此外，舍勒是從一種實證科學即生物學出發的:決定性的推動則來自胡塞爾的《邏輯研究》，并且“舍勒清楚地看到了現象學的那些新的可能性。他并沒有外在地接受和使用這些可能性，而是親自本質性地促進了這些可能性并且立即就把它們帶入了與哲學的那些中心問題的統一性之中:這首要地是通過他對倫理學的形式主義的批判而得到了證明。與柏格森的爭辯對他而言也是重要的”。
二
舍勒的道路，哲學的一條道路，曾經如此閃現在海德格爾面前。然而，這究竟是怎樣一條道路，或者說，對于海德格爾而言，舍勒的道路具有何種本質性的意義以至于能被稱作“哲學的一條道路”( ein Wegder Philosophic)?
按此前的分析，舍勒這條本質性的道路是一條“哲學人類學”的道路，是在整體關聯中對人之所是的追問。關于這一點，無論是舍勒自己的文本還是學者們的研究，都已使之得到較充分的揭示，故不是這里討論的重點。我們在此將把重心放在對剛剛提出的那一問題的追問上，更確切地說，將是對這樣一種問題的追問:舍勒的“哲學人類學”對于海德格爾而言究竟意味著什么?海德格爾究竟從中讀出了何種深意，以至于他給予舍勒如此高的評價?
鑒于問題本身的幅度、深度以及復雜程度，為了使接下來的探討進程變得更易把握，在此我要對上述問題預先做出一個簡要回答:舍勒的“整體發問”是基于整體關聯的對人之所是的發問。對于海德格爾而言，這切近于他所思考的“人與存在的關聯問題”，而這種關聯問題恰恰是海德格爾思想的“基礎問題”( Grundfrage)。并且，對于海德格爾而言，這一基礎問題絕非僅僅是其本人思想的基礎問題，更是西方思想本身從過去走向未來的那個獨一無二的、歷史性的“基礎問題”。
三
德國哲學中的“哲學人類學”思想并非始于舍勒，但在海德格爾看來，惟有舍勒的“哲學人類學”才呈現出真正令人深思的東西。
《康德書》抄錄了舍勒的一番話，它顯然引起了海德格爾的共鳴:“沒有任何時代像今天的時代一樣，關于人有著如此大量而又如此多樣的知識:也沒有任何時代像今天的時代一樣，關于人的知識會以一種如此強烈和如此迷人的方式表現出來:迄今為止，更沒有任何時代像今天的時代這樣，能夠如此迅速和如此容易地提供出這一知識。但是，同樣也沒有任何時代像今天的時代這樣，對人是什么的問題知道得如此之少:更沒有任何時代像我們的時代這樣，人竟然如此地成為問題。”江進一步地，以未曾明言的方式，海德格爾道出了舍勒的“哲學人類學”之規劃的深遠意義:這種哲學人類學把問題之追問推進到了這樣一個境界:哲學的核心問題都從人這里而來，并不僅僅因為是人提出了這些問題，而是因為這些問題就其內在內容而言，都與人有著某種關聯。所有核心的哲學問題都寓于人的本質存在中。
四
在對舍勒思想的“轉化”工作中，海德格爾既看到了他所理解的舍勒思想的偉大之處，也指出了他所發見的舍勒思想的限度。1928年的馬堡講座為此提供了較充分的見證，可供我們對相應的“切近”問題和‘轉化”工作做出具體而細致的考察。
在此講座中，海德格爾指出:自19世紀后半葉以來，主客體關系問題一再地被當作認識論的基礎問題加以討論，但都半途而廢，因為此問題從未得到徹底深思。問題的重心不在于主體或客體，而應在關系/關聯本身。海德格爾坦承《存在與時間》的一個準備性的主要任務即在于:“把這種‘關聯’在其源始的本質中徹底地帶到光亮中來，更確切地說，是在一種十分基礎性的意圖中這樣做的”，這一意旨很快就被舍勒隱約地察覺了，但舍勒是“以別的途徑和出于別的意圖而抵達了近似的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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