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聲字在整個漢字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在各個時期所占據的比重呈現明顯上升的趨勢。追溯到最初成體系的甲骨文字，形聲字就已占有相當的比重。“從甲骨文到現在使用的簡化漢字，四千年來，形聲字由20%增加到90%以上，這個事實最有力地說明了標音的形聲字始終占著絕對的優勢。”[1]由此對漢字體系中占據著主導地位的形聲字的研究便一直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焦點。
一、聲符表義認識的深化
在早期的文字學研究中，主要認為形聲字由兩部分構成——形符和聲符。形符表意，聲符表音，各司其職，互不相涉。而實際上這種觀點對聲符功能的界定未免流于單一和片面。
后來隨著對形聲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至宋代，王圣美提出“右文說”理論。“右文說”的核心是“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這一理論實際上已經注意到了聲符的表意性，開創了形聲字聲符表意的先河。但“右文說”理論也并不是毫無缺失，“從另一方面講，這一學說的不足之處也是很明顯的。它犯了以偏蓋全的錯誤，往往不加分析地把聲符帶義現象說成‘只’、‘皆’，認為這是形聲字造字的普遍規律，從而將形聲系統與同源系統簡單地等同起來了。同時，它把字源問題僅僅局限在形聲字的聲旁上，沒有擺脫字形而求諸聲音，無論從理論上講，還是從客觀的語言實際出發，這些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繼而，宋王觀國、張世南對之有所發揚，宋元之際的戴侗從理論到實踐提升了右文理論，使右文表義研究成了事實上的字族研究。到了清代，黃生、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郝懿行、錢繹、王筠、徐灝等人對字族或詞族各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做出一定的貢獻。近代以來，章太炎、劉師培、黃侃、梁啟超、沈兼士、楊樹達、黃永武等人都對字族研究有不同程度的貢獻。尤其現代學者沈兼士在其《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一文中，對于右文理論的闡發可謂具有系統性和科學性，堪稱右文研究的里程碑。
其后，王力、陸宗達、王寧等人雖致力于同源字和同源詞等問題的研究，但其研究成果對我們從事的字族研究卻也很有啟發性。蔡永貴先生多年來潛心于“右文說”的研究，并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右文說”新探》一文中提出了“母文說”，使我們對右文本質有了更深入的認識。繼而，又陸續經過《科學的右文說應該是母文說》、《論形聲字的形成過程》、《漢字字族探論》等文章的探求，提出了“同族字”理論，并為字族下了一個全面而準確的定義。“在其后的教學和研究實踐中，先生進一步指出，右文研究實質上是字族的研究，這使右文研究即形聲字聲符表意的研究邁出了新的一步。
二、漢字字族研究的價值和意義
漢字字族的研究是離不開形聲字的發展的，字族的研究恰是基于形聲字研究這一基礎。為此，依據王國維《補高郵王氏說文諧聲譜》選取《說文解字》中一系列形聲字作為研究對象，在確定聲符的本義并將詞義引申發展的過程梳理清楚的基礎上，對同聲符的形聲字進行系聯，從字族的角度考察形聲字聲符表義的本質，并試圖從所系聯的一組組字族中總結漢字字族的類型和特點。
《說文解字》在文字學史上有很重要的價值，而形聲字在漢字體系中又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那么以《說文解字》中的形聲字為語言材料來進行漢字字族的研究，無疑是一件很有價值和意義的事情。
從理論意義看：漢字字族研究，有助于我們在動態中把握漢字的發展規律，探討漢字發展過程中的層次性、系統性，揭示字與字的血緣關系和字族譜系。此外，漢字字族研究，有助于我們把握漢字發展孳乳過程中的內在聯系性，有助于進一步探索漢字孳乳發展的內部規律，在動態發展中了解漢字，把握漢字。
此外，漢字字族研究也具有以下現實意義：
首先，漢字字族研究，是據聲符系聯，將同聲符的形聲字系聯到一起，從而來考求詞義，這一方法恰可彌補《說文解字》據形系聯，將同聲符形聲字分開訓釋的不足；有助于我們認識形聲字的形成、發展過程；亦有助于明確漢字的性質和漢字的構形規律。
其次，漢字字族研究，對于文字訓詁來說，有助于系聯文字、考求字義，也有助于探求語源。而對于古文獻中某些詞義的訓釋，也有一定的指導意義。由于假借、通假等文字現象的普遍存在，有礙于我們在閱讀古書時正確地理解和通釋文意。于此，我們恰可以利用字族理論，系聯與之同聲符的一組形聲字，通過對這組形聲字詞義進行排比、歸納、分析，來確定某些詞在具體文章具體語境中的具體含義。
再次，漢字字族研究，對于中學語文教學和對外漢語教學來說，此理論的運用，有利于提高漢字教學水平，使學生能夠高效有理有據地學習和掌握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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