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近代的翻譯與留學論文

2021-06-13 論文

　　【摘要】隨著近代西方列強對我國的侵略，并被迫與之打交道，產生了我國近代最早的翻譯；隨著洋務運動的深入發展，產生了我國近代最早的留學。在一定程度上，翻譯必然導致留學，而留學又促使翻譯向廣度和深度進展。翻譯的突出代表為嚴復。翻譯與留學對我國各個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翻譯留學嚴復

　　在明前期，我國民族關系發展，海外交通也比較發達，因此和境內的少數民族和境外的國家都有比較頻繁的交往。為了解決交往過程中的語言問題，太常寺專門設立少卿一人，提督“四夷館”。“四夷館”初隸翰林院，選國子監生于此學習少數民族及外國語言，翻譯文字。永樂時有蒙古、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緬甸八館，正德時增設八百館、萬歷時增設暹羅館，共為十館。故四夷館譯字生所受的待遇較高，如參加科舉考試中式，可以得到鄉、會試科甲的同樣出身。「1」

　　后來，由于明朝的國際影響力逐漸下降，“四夷館”也日趨寥落。據隆慶時大學士高拱所說：“譯自字生自嘉靖十六年（1573）考收之后，迄今垂三十年，中多事故更遷，所存者僅余一二。世業無傳，番譯俱廢。”「2」可見，翻譯最初的含義就是“番譯”，即將少數民族和外國的語言轉譯成我國的漢語。和現在“翻譯”的含義，即將一國的語言轉譯成另一個國家的語言的含義是有差別的！

　　清朝長期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和國外的交往幾乎處于與世隔絕的狀態，翻譯一事就無從說起了。但是到了清朝晚期，由于民族危機四伏，一些封建官僚中的開明士大夫，為了挽救民族危機，開始注目世界，其中杰出的代表就林則徐、魏源，他們是有名的“經世派”。“經世派”士大夫最關心的問題是了解擅長海事的西方。但是，如何了解呢？在欽差大臣林則徐看來，有效的途徑是通過翻譯。1839年在廣州時，曾命令翻譯廣州、澳門、新加坡和印度的外國報紙。后來魏源建議設立一個官辦譯書局。……除報紙外，西方的歷史、地理、法律和政治情況的資料都在收集之列。「3」這應該是我國近代最早的翻譯事業，直接為當時的現實服務。

　　xx戰爭以后，來華的外國人漸多，我們也必須和外國侵略者打交道，就要涉及到語言的交往問題。特別是第二次xx戰爭時簽訂的中英《天津條約》規定，以后中外交涉的`條約均用英文書寫，僅在3年內可以附用漢文。這就必然要求統治者正視我國當時翻譯人才奇缺的現實，想方設法培養自己的翻譯人才。

　　為了避免受制于人，同治元年恭親王奕上《奏設同文館折》，認為：“欲悉各國情形，必先諳其言語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主張設立同文館。并以“止學言語文字，不準傳教”為條件，聘請英國傳教士包爾騰教授英文，漢人徐樹琳教習漢文，同文館由此產生。「4」同文館是我國的第一個培養外語翻譯人才的機構，但是奕奏設同文館的目的僅僅在于培養滿族的翻譯人員，人數也極為有限，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奏定的《新設同文館斫擬章程》中規定，學生人數先定10人，最多不超過24名。「5」顯而易見，這些可憐的人數根本就無法滿足現實的需要。

　　隨著洋務運動的推進，對翻譯人才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不單單要懂得外國語言，還必須懂得一些專業的術語。為此，同治二年，李鴻章奏請在上海和廣州建立外語學校，他認為：“彼西人所擅長者，推算之學，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無不專精務實，……果有精熟西文者轉相相習，一切輪船火器等巧技，當可由漸迪曉。”「6」因此，李鴻章設想中的新學校應該比京師同文館有更廣泛的目標，即在學習歐洲語言的同時，還要學習數學和自然科學。自然對語言的要求是達到“精熟”的程度！

　　李鴻章的建議得到清政府的批準，上海同文館于同治三年在上海興辦起來，錄取學生50名；廣州同文館根據李鴻章的奏折，在同治三年夏以同樣的方式創辦。

　　但是，只要不跨出國門，無論你的語言達到如何“精熟”的程度，都只能是閉門造車，無法了解和掌握西方真正的技術。對于這一點，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的精英們是知道的！因此，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留學外國學習西方的一個長遠的計劃必須提上議事的日程。

　　同治九年，曾國藩、李鴻章上《奏派遣幼童赴美肄業辦理章程折》，詳細說明了派遣留學生的理由：一是辦理洋務的急需。洋務學堂的學生對西方近代技術“本源無由洞徹，曲折無以自明，”因此無法學到真正的西方技術，而“造募學生出洋肄業西學”，可以彌補洋務學堂育才之不足，是為當務之急；二是條件已經成熟。同治七年簽訂的《葡安臣條約》第七條規定：“中國人欲入美國大小官學學習，須照所有最優國之人民一體優待；美國人欲入中國大小官學學習，也照最優國之人民一體優待。美國人可以在中國按約批準的外國人居住地設立學堂，中國人也可以在美國辦理學堂。”也就是說中國人可到美國游學有了法律依據；再加上我國第一個畢業于美國耶魯大學的留學生容閎的活動，丁日昌、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的支持，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1872年8月11日），中國第一批官派留學生30人赴美。自同治十一年至光緒元年，清廷每年分別派遣30名，共120名幼童赴美。「7」

　　我國的第一批留學生后來雖然因為國內頑固派的反對以及美國制造的排華事件而被迫全部撤回，但是我國的留學腳步就再也沒有停下來，反而呈現愈演愈烈之勢，并且促成了我國留學風氣的形成和清政府留學政策的逐步確立，并且留學的目的地漸由歐美轉向日本。其原因，張之洞在其名著《勸學篇》講得非常明白：“出洋一年，勝于讀西書五年……入外國學堂，一年勝于中國學堂三年……”，并進一步認為：“游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費省，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于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于此。”「8」光緒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間，中國出現了第一次出國留學高潮。光緒三十二年，僅留日學生人數就達一萬三四千人。「9」

　　因此，在和外國侵略者打交道被迫學習外國語言的過程中，以及隨后的洋務運動產生的“洞徹”外國“制器之密”的愿望，促成了留學的出現。但是，正是這些留學生在海外的學習經歷，進一步了解了國家的強盛不單單在于器物，還在于制度。鄭觀應就明確指出：“西人立國……育才于學堂，論政于議院，軍民一體，上下同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后動，此其體也。輪船、火炮、洋槍、水雷、鐵輪、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趨步，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果以足恃歟？”「10」第一批留學生以及后來者反過來又把他們認為促使西方強盛的一些制度方面的書籍介紹到中國。梁啟超就說過：“今日之中國欲自強，第一策，當以譯書為第一事”，這句話有點偏頗，但這也是當時很多有識之士的想法！

　　近代中國的翻譯，當首推嚴復。嚴復的翻譯，被譽為：“自中土翻譯西書以來，無此宏志……自來譯手，無似此高文雄筆。”「11」

　　嚴復（1853—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復，字幾道，福建侯官人。少年時期，嚴復考入了福州馬尾船政學堂，接受了嚴格的自然科學的教育。1877年到1879年，嚴復等被公派到英國留學，先入普茨毛斯大學，后轉到格林威治海軍學院。留學期間，嚴復對英國的社會政治發生興趣，涉獵了大量資產階級政治學術理論，尤為贊賞達爾文的進化論。嚴復譯書，重點在社會科學上面，特別是西方資產階級學術經典著作上，尤其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邏輯學，政治學等。他認為只有從這些著作中才能找到西方國家強盛的真正命脈之所在，其他的都不過是“形下之粗跡”。他把譯書與尋求救國道路結合起來，翻譯《國富論》是為了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翻譯《論法的精神》是為了反對君主專制制度，倡導君主立憲制度等等。

　　在他的筆端下，西方資產階級稱譽的優秀著作，基本上都由他介紹到了中國。亞當·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爾的《群學肄言》，穆勒的《群已權界論》和《名學》，孟德斯鳩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學淺流》，甄克斯的《社會通詮》，赫胥黎的《天演論》被稱為“嚴譯八大名著”。

　　在嚴復的所有譯著中，影響最大的是《天演論》，康有為曾說“《天演論》為中國西學第一者也。”「12」在書中，嚴復反復強調“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論，向中國人民敲起了危亡的警鐘，大聲疾呼要順應“天演”的規律，改革現狀，變法維新，才能避免危亡之禍，否則就會被淘汰。

　　《天演論》的發表，不僅促進了維新運動的發展，而且對行將到來的革命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正如革命派所指出的那樣：“自嚴氏之書出，而物競天擇之理，厘然當于人心，中國民氣為之一變。即所謂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滿者，固為風潮所激發者多，而嚴氏之功，蓋亦匪細。”「13」

　　可見，翻譯在促使社會變革方面的巨大影響力。而后來的新文化運動，李大釗、陳獨秀等人介紹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竟然開啟了我國歷史一個嶄新的時代！

　　與此同時，著名翻譯家林紓（1852—1924）等人翻譯了西方達二百部小說，這些西洋小說向中國民眾展示了豐富的西方文化，開拓了人們的視野；1897年我國最重要的翻譯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的成立，對國民素質的提高、民智的開啟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日本翻譯過來的一些詞匯，大大地豐富了我們的漢語……可見，翻譯和留學對我們制度的變革、視野的拓展、學術的提升等等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注：

　　「1」方志遠：《明代的國家權力及運行機制》142頁，北京，科學出版社。

　　「2」孫承澤：《天府廣記》卷27《四夷館》。

　　「3」《劍橋中國晚清史》第145頁，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

　　「4」《籌辦夷務始末》（同治）卷8，第29-35頁。

　　「5」《籌辦夷務始末》（同治）卷8，頁。

　　「6」《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3，第11-13頁。

　　「7」容閎：《西學東漸記》，123頁。

　　「8」張之洞：《勸學篇·外篇》第5-6頁。

　　「9」《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第36頁。

　　「10」鄭觀應：《盛世危言·自序》。

　　「11」吳汝綸：《答嚴幾道書》，《桐城吳先生全書》，尺牘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