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自由是近現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理念，儒學與兩種自由概念。儒學傳統與自由觀念的關系是20世紀中國政治自由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爭論的焦點之一。“五四”時期自由主義者凸現自由與儒學的緊張性，強調對儒學綱常倫理的批判是建構自由觀念的前提，因而對儒學傳統采取堅硬的否定態度。以現代新儒家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一般而言，雖不拒斥自由的精神理念，但其文化領域的強勢衛道立場，使儒學傳統與自由觀念也難以兼容。不過，20世紀后半葉一種值得注意的趨勢是，在自由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中出現了一些人物，他們致力于尋求儒學傳統與自由觀念的現代連接，以擺脫“五四”以來的極端性看法。他們的努力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義，但從學理層面來看，儒學與自由觀念現代連接在理論上的建構仍然十分薄弱。由此產生的問題是，如何對儒學與自由觀念的關系進行深度的理論分析以促進二者的現代連接？我以為，區分自由概念的意義內涵、范疇性質和文化特征將是問題討論的前提。
在西語語境中，自由概念的意涵雖然復雜，但英國著名思想家互·伯林關于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劃分，為把握自由概念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根據伯林的論述，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概念與兩組不同的問題有關：前者涉及控制的范圍問題，后者涉及控制的來源問題。正是基于對這兩組不同問題的回答，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具有不同的概念內涵。消極自由的內涵是；個人擁有不受他人控制獨立地作出選擇和活動的范圍；自由本身不能不受到法律的限制，因為存在著與自由的價值同等或比自由的價值更高的價值；必須保留最低限度的自由，因而公共權力對自由的限制本身不能不受到限制。在此意義上，消極自由概念的實質是，個人自由應該有一個元論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圍，因而應當在個人的自由權利和社會的公共權威之間，劃定一條邊際界限，哲學論文《儒學與兩種自由概念》。這也就是嚴復所說的“群已權界”之意。積極自由概念則與之不同，它源自個人想要成為自己的主人的愿望。它的內涵是，我希望我的生活與選擇，能夠由我本身來決定，而不是取決于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為我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別人意志的工具；我要做一個主動者，能為自己作出選擇并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上述兩種自由概念不僅意義內涵相互區別，而且屬于不同的范疇系統。消極自由涉及個體權利與公共權威之間的關系，處理的是社會政治問題，屬于社會政治理論的范疇；它基本上不涉及意志自由的問題，不屬于道德哲學的范疇。因此，J·S·密爾在其《論自由》一書中，開宗明義便指出其所要討論的'自由“不是所謂意志自由，……乃是公民自由或稱社會自由，也就是要探討社會所能合法施用于個人的權力的性質和限度。”①積極自由涉及個體“以自由意志追尋人生中道德的尊嚴與創造的意義問題，”②它以意志自由為根據，導出道德自由之結論，并由此引入政治社會自由的討論。因而，積極自由主要是個人倫理和道德哲學的范疇。
本文作者看來，兩種自由概念不僅意義內涵和范疇性質相互區別，而且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消極自由作為社會政治概念，它對個體基本自由權利的確認與維護，對公共權力侵害自由的警惕與防范，體現的是西方近代以來市場經濟和市民社會的歷史要求，具有鮮明的現代性特征，是典型的西方文明的價值理念。積極自由作為道德哲學范疇，則有所不同。就其強調道德意志的自由、自主、自律而言，顯然不能視為西方文明所獨有的思想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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