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最后十年里，清政府面對外力的壓迫和國內要求變革的形勢，為繼續維持其統治，自1901年開始，在政治、軍事、教育、財政、社會習俗等各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以往有把1901-1905年的清政府的改革稱為“清末新政”，而不包括之后的“預備立憲”，但是，現在學界基本認同“清末新政”包括這兩個相互關聯并有其內在邏輯發展的階段。
新政上諭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清廷以光緒皇帝的名義發布了一道新政的上諭，這標志著清末新政的開始，也是清政府對庚子政局回應的結果。上諭道：“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換言之，治法盡可更張，而“體”不能易。三綱五常是維系傳統中國社會秩序的核心，是萬世不可改變之至上原則。這樣的強調，說明清廷旨在不脫離出“中學為體”的軌道來進行改革。不過，它還是比洋務運動進步：“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至近之學西法者，語言文字、制造機械而已，此西藝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舍其本源而不學，學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強耶？”
這里提到學習西方的本源，雖然沒有具體說明什么樣的西政，但是將重點學習西學政而非西藝，卻是明確的。上諭最后寫道：“總之，法令不更，錮習不破，欲求振作，當議更張。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并，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各舉所知，各抒己見，通限兩個月，詳悉條議以聞。”
同年2月，清政府再頒上諭，重申變法之意。4月，設立督辦政務處，作為總理“新政”的機構。派奕劻、李鴻章、榮祿、昆崗、王文韶、鹿傳霖為督辦政務大臣，劉坤一、張之洞遙為參預。8月20日，即兩宮回鑾前四天，以慈禧太后的名義再發文告，表示清廷變法的決心：爾中外臣工，須知國勢至此，斷非茍且補苴所能挽回厄運，惟有變法自強，為國家安危之命脈，亦即中國民生之轉機。予與皇帝為宗廟計，為臣民計，舍此更無它策。這道上諭來之不易，正如上諭中所說，朝廷在“釀成大釁”之后，“痛自刻責”，決定實行新政。
就是說新政是對1900年發生的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之役反思的產物。同年11月，逃亡海外的'梁啟超在一篇題為《維新圖說》的文章中，也就新政的來歷發表了類似的看法，而寫得相當精彩。文中說：“蓬蓬哉，郁郁哉！數月以來，維新云維新云之語，彌漫磅礴于國中，無論為帝、為后、為吏、為士、為紳、為商，但使稍有腦氣筋者，茍上以‘守舊鬼’三字之徽號，度無不瞋目相視、齗齗然鼓舌以自辨其非。嗚呼，以視去年今日，何其異也。其所以得此者非他，乃譚嗣同、楊深秀、楊銳、劉光第、康廣仁、林旭、唐才常、林圭、裕祿、毓賢、啟秀、徐承煜、趙舒翹、英年、德公使、日本書記生，與夫千數之自立會員、千數之義和團黨、千數之外國傳教士、中國教民之血，相注射、相攙雜成一種不貲之價值而購得之者也。舉事不成而非不成，流血無益而非無益。
嗚呼，我欲為中國賀。”ppt梁啟超用他習慣的夸張的筆調，描述了舉國談論新政的蓬勃而雜沓的景象，并正確地指出這種景象是各種不同勢力付出血的代價之后換來的。在他列舉的16個有名有姓的流血者和成千成萬無名無姓的流血者中，大體有四種不同的力量：一種是譚嗣同等維新派，在梁啟超的概念中，這個維新派也包括光緒皇帝，他們要求實行比較大的改革，以使中國比較快地變成一個近代強國；一種是毓賢等封建頑固派，他們對外國侵略勢力不滿，也看不慣侵略者所帶來的西方文明，他們想排斥這一切，從而恢復大清帝國往昔的盛世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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