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省里開殘代會，同行的代表當中有位和我一樣的聽障女子。當肢殘人代表主動跟我們交流的時候，我的弱點便暴露了——他們語速太快，口型也不是我熟悉的標準普通話口型，我木訥地坐在那里，根本接不上話。而她卻應對從容，交談顯得輕松愉快。
我問她怎么能看懂那么多不同的口型？她笑著搖搖頭：“我不需要看口型，他們說話，我聽得很清楚�！闭f著，她用手撥開右耳后的長發，原來，她植入了電子耳蝸。
見我感興趣，她給我講了自己的康復故事。她1歲多時因注射抗生素導致雙耳聽力下降，之后，她配上助聽器學說話。到了12歲時，情況更糟，佩戴最大功率的助聽器都沒有幫助，束手無策的父親只好帶她去北京尋找康復的希望。
一家權威醫院的大夫告訴了他們植入電子耳蝸的利弊：如果手術成功，患兒聽力將大幅提高，接近正常。但安裝電子耳蝸不僅費用昂貴，并且風險較大，一旦失敗，聽力會比手術前還糟。沒人敢保證手術百分之百成功，一旦手術失敗，不僅給家庭帶來巨大的經濟壓力，而且孩子原有的一點兒聽力也會喪失。很多家長不敢冒那個險，猶豫再三，最終放棄了手術。唯有她的父親頂著巨大的壓力，簽下了手術協議書。
靠著植入的電子耳蝸，她像正常人一樣順利考上了大學，找到了一份滿意的工作，甚至還考取了駕照。她說自己很幸運，當時父親選擇給她冒險做耳蝸植入術也是萬不得已——再大的聲音也激不起她一點兒聽覺反應，反正都是最壞的狀況了，還能壞到哪兒去？
她的話，令我感慨。是啊，如果她還有殘存的'聽力，她的父親可能就下不了那么大的決心了，她的命運，可能也像我們這些中、重度的聽障人一樣，至今仍掙扎在難以與人正常溝通的苦惱中。
有一位親友，幾年前在一家企業做文員，單位效益差，工資低，但卻是一份有編制的正式工作。他也一度考慮過辭職，卻怕再也找不到這么輕松體面的工作，失去最起碼的生活保障。但是，仿佛越怕什么越來什么。單位改制，他們那個終年難以贏利、總拖公司后腿的部門被精減下來。拿到一筆工齡買斷金后，他成了沒有單位的自由人。
那一刻，他覺得天都塌了，再沒有比這更糟的事了。他把自己關在屋里喝了兩天悶酒后，最后決定豁出去——用那筆買斷金購進了一些器材，做起了代銷五金器材和埋線、走線的生意。沒想到，不到半年，他就收回了成本，生意好的時候，一天的收入能超過他當年在單位一個月的工資。閑聊時，他說：“有些成功，真不敢想象……如果沒有那次減員風波，我也不敢破釜沉舟地開始創業。”
人生，或許就是這么富有戲劇性。當我們陷入最糟糕的狀況中時，肯定會生出傷感、煩惱、無助等灰色情緒，但是，無論如何，請振作精神，因為可能正是這個負極點，逼著你不得不改變思維和習慣，從一個嶄新的起點出發，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悅，找到另一種你之前不敢想象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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