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稱，超過20%的中國學生從未在課上提問或參與討論，而有這一做法的美國學生只有3%。同時，只有10%的中國學生經常提問或“很經常提問”，美國學生則約有63%經常提問和“很經常提問”。
上述兩項數值差異明顯，不僅反映了中美兩國教育和學生的兩種狀況，也體現了兩種不同的社會現實。那中國學生的不提問是如何養成的呢？
調查和分析稱，有些學生不愿提問是怕自己提的問題很“愚蠢”。這當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積極提問有可能會帶來風險，如冒犯教師和得到不好的評價等。
學生不愿提問其實是不敢提問，這主要是不敢提出與教師和教材不同觀點的問題。在不少高校，尤其是人文和社科專業，有些問題是禁區，連教師都不敢觸及，更何況學生？一些高校的教師就曾對學生講，對于“板上釘釘”的問題，沒必要再去討論和提問，更沒必要作為研究課題和畢業論文選題。
不愿和不敢提問的學生步入社會后，很可能成為不愿和不敢多事的人，即使從事科學研究，也會成為“沉默的`大多數”。
不愿提出問題對于科學來說，是事物的客觀規律和真相長久得不到確切的認識，由此阻礙科學成果的發現和應用，不利于科技造福社會；于社會和文化來說，則會阻礙真相的認知，造成民智低下，延緩人類文明的發展。
遠的不說，2003年中國爆發的非典，人們應該記憶猶新。當時，最高權威機構的權威專家提出非典的病原體是衣原體，建議用利福平治療，因為該藥對衣原體來說是特效藥。但另外一些專業人員通過研究認為，非典是由冠狀病毒引起的。可由于不敢冒犯權威，他們不敢公開提出不同意見。結果，這樣的舉動不僅讓他們失去了首先發現冠狀病毒的機遇，還讓不少患者在“藥不對癥”的治療中病情惡化甚至死亡，同時引發公眾和社會恐慌。
中國有些學生不愿和不敢提問，這固然與性格和文化有關，但也與多年的教育有關。許多孩子從啟蒙之時起就被要求做一個聽話的孩子，要服從父母和老師，要遵紀守法，卻很少了解一個人應有的權利。
如此的結果便是，學生在學校不愿和提不出問題，等走上了社會便既沒有自主性，更談不上創新，變成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明哲保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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