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是今年7月來單位工作的博士生，新近讀了一本書《世界因你不同》，一邊吃飯一邊與我探討：是不是只有像李開復那樣功成名就的人才能慷慨、無私地去幫助別人？眉宇間對世態炎涼、人情冷漠有幾分無奈。然后談到工作，很是羨慕身邊那些在單位讀研究生然后留下來工作的同事，有獨立的實驗室，有長期的專業積累，有明確的研究方向，與他們比，自己就像無根的浮萍，感到失落而又茫然。
聽了他的講述，我有幾分擔憂。如果一個人的思維方式偏重強調客觀環境而漠視個人作為環境的一員應該承擔的責任，那他就有可能得過且過、主觀上不再努力上進。對年輕的科技工作者而言，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然而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文景的遭遇似乎也觸到了我的痛處。時至今日，我又何嘗不是在顧影自憐中徒然浪費了無數光陰。直到某一天翻閱《曠世大儒——明》，其中的一段文字讓我幡然醒悟。
書中講，明正德年間，“心學”大興天下，很多人慕名求教。其中有個青年名叫周瑩，曾拜王守仁的學生應元忠為師，總覺得應元忠只交待他要學什么，沒教導他怎么學，教得不夠透徹，于是不遠千里，專程從浙江跑到南京去見王守仁。王守仁聽了他的講述，搖搖頭，對他說：“你已經知道方法了，沒必要再拜我為師。”周瑩很是不解。王守仁就拿他的這段求學經歷做比：
“你從永康而來，路程很長吧？”
“有千里之遙。”
“確實很遠。是乘船來的'嗎？”
“是的。先乘船，后又換成車。”
“那是夠辛苦了。現在正值盛夏，路上熱吧？”
“熱得很。”
“來的時候帶了盤纏、帶了仆人沒有？”
“都帶了。但仆人在途中病了，我將盤纏留給了他，自己借貸了一些錢，繼續來南京。”
“你這一趟來得真不容易。既然是這樣，你中途為何不返回家鄉，也省得吃如此多的苦頭。是否有人強迫你？”
周瑩很是委屈：“沒人強迫。我既然已經決心投入先生之門，別人看來勞苦艱難的事，在我看來，就成了很快樂的事了。怎能為了一點微勞而打退堂鼓呢？又何必要別人相強？”
王守仁笑答：“這就是我說你已經知道方法的根據。你想到要入我的門下，便不辭勞苦，不需別人強迫，見水乘舟，無水陸行，冒酷暑、貸錢糧，終于實現了愿望。這是誰教你的方法？不都是你自己的主意嗎？既然是這樣，你立志于圣賢之學，自然也會以這種方法和態度去追求。”
所以，王守仁授徒總是把立志作為第一要務，所謂“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一個人只要志向堅定，就會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和精力排除干擾、克服困難，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持之以恒必定學有所成、做有所成。
這則軼事無意間點化了我，真有如醍醐灌頂！工作不順心時、生活不如意處，我們總是喜歡拿環境不理想來緩解內心的焦慮，然而飲鴆止渴終將使自己陷入更大的恐慌。其實我們的種種困惑與環境沒有太大關系，皆源于缺乏一個清晰而明確的奮斗目標，不清楚自己所為何來，去往何方，于是茫茫然、昏昏然，被環境裹脅著、吞噬著左奔右突，愈加狼狽，愈加痛苦，最后淪落為環境的犧牲品。
意識到這一點，才終于明白，環境的好與壞都不是我們所能左右的，根本就不必介懷。環境好，當然要感恩，那是別人的饋贈；環境不好，也應該坦然，革故鼎新，正可以有一番作為。無論置身怎樣的境遇，我們都是行為主體，是命運的唯一主宰。《圣經》有言，尋找，就能尋見！給自己定一個目標，比如我要成為納米研究方面的專家，我要在社會心理學領域有一番建樹，……，然后義無反顧地追求下去，相信總有一天，那扇通往自由王國的大門會豁然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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