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歲那年夏天，我靠幫人在庭園的草坪割草掙點錢。日子長了，我對各家的園子都了如指掌：哪家栽了花兒，得留意別傷著了；哪家插了樁子，得留意別被絆著了；還有些人家總愛在園子里掉一些東西。此外，我還熟知了我這些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鎮的老鄉們的付酬方式：要么以活兒換活兒，要么按月計酬，要么干脆——什么也別付。
巴盧先生屬最后一類。而且，他每回都有理由。一次，他沒有比50美元更小的鈔票；又一次，他手頭的支票本用完了；還有一次，我敲門找他時發現他根本不在家。但除了這事，他倒是個滿不錯的老頭兒。每次在遠處看見我，他都要朝我揮揮手，或揚揚頭上的帽子。他似乎是個退休工，由于身體的某些不適不宜自己干庭園的活。我便把替他干的活兒做了個帳，但對這倒不十分在意。不過是割割草，對我是順手的活兒，再說，他那點草坪也費不了多大事。
7月的一天下午，我路經他家時，他站在門口招呼我，叫我進去。他的'門廳里很涼爽，但光線幽暗，我好一陣子才習慣過來。“我欠你的，”他說，“但……”
我知道他一定又有個新理由，便沒等他說完，打斷說：“不用為這擔心，我并不在乎這事。”
“銀行做我的帳時出了點差錯，”他沒管我的話，繼續說，“但一兩天后就能弄清的。這之前，我想也許你可挑一兩本書，作為眼下的報酬。”
他指了指四面的墻。我看見壁架上堆滿了書，真像個圖書館，只是沒把書分門別類地擺放。“不用急，慢慢看，”他鼓勵說，“先讀，再借，再自己保留。你可以挑你最喜歡的。你平常看些啥書？”
“我也說不清。”我的確說不清。平常我只是胡亂看些雜貨店架子上擺著的平裝本書，或家里翻到的一些雜志，連環漫畫等等。讓我自己專門挑一本書，這還是新鮮事，但不乏吸引力。于是我挨個兒掃視架上的書，并問：“這些書你全挨頁兒看過嗎？”
“看過，”他點頭說，“這兒的書全是我特意保留的，都是值得反復看的。”
“那你幫我挑挑吧。”
他揚起頭，眉心舒展，贊許地打量我，像要給我量衣服似的。片刻后，他從架上挑出本頗厚的書，遞給了我。
“《最后的公正》，安德烈·施瓦茲·巴特著，”我念道，“是寫什么的？”
“你告訴我，”他說，“下個星期。”
晚飯后，我坐在家門口捧著書啃起來。僅看了幾頁，周圍的一切便從我意識中消失了。書中主角的悲劇故事，善與惡的沖突和搏斗，優美、通俗、富于感染力的語言深深迷住了我。當薄暮降臨字跡已難辨認時，我把椅子搬進屋，在燈光下看了個通宵。
直到35年后的今天，我仍栩栩如生地記得那件事。那本書蘊含的力量令我震驚，我從沒想到過，一部小說能這樣強烈地打動人。但我拙于言辭，無法講清內心感受，所以，第二個星期巴盧先生問我時，我只簡單地說：“很好看。”
“那就歸你了，”他說，“還要我幫你挑一本嗎？”
我點點頭，他便又給我拿了本瑪格麗特·米德的經典歷史著作《薩摩亞人研究》。
長話短說吧，巴盧先生那年夏天和來年夏天，都沒付過我一次現錢，但最終我卻得以成為達特茅斯大學的一名人類學教授。而且，那個夏天我還懂得了，閱讀決非單是無害的消遣。當一本好書恰逢其時地落到你手中時，沒準會改變你一生的航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