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韓文公之文，起八代之衰，其詩亦怪怪奇奇，獨辟門戶，而考亭先生嘗病其俗，曰《上宰相書》、《讀書城南詩》是也。豈非以其汲汲于求知干進，志在利祿乎？故吾嘗謂文章之事，未論其他，必先去其俗而后可。今天下多文人矣，身在草莽，而通姓名于大人先生，且朝作一文，暮鐫于梓，往往成巨帙，干謁貴人及結納知名之士，則挾以為贄，如此，文雖佳，俗矣。吾讀嚴子祺先之文，深嘆其能矯然拔俗也。無錫自顧端文、高忠憲兩先生講道東林，遠紹絕學，流風未遠。嚴子生于其鄉，誦遺書，沐馀教，被服儒者，邃于經學。平日重名節，慎行藏，視世之名位利祿，若將浼焉。感憤郁塞,觸事而發,故其文立言之旨,多今人之笑為迂者。韓子嘗言：“人笑之，則心以為喜。”夫人之笑韓子者，特以其文辭為流俗所笑，猶杰然為一代儒宗；若立言之旨為流俗所笑，不又加于古人一等乎！雖然，使韓子而居今之世，其立言之旨，當亦如嚴子之迂，必不至有上宰相之書、城南之詩，取譏于大儒矣。嚴子之文，余所見止數十篇，論理論事，明快嚴峭，恂恂儒者而筆能殺人，文辭之工如此！然吾以為文辭之工，今世文人之不免于俗者，亦或能之；其所以矯然拔俗，乃在立言之旨，世所共笑為迂者也。夫世共笑為迂，余獨不以為迂，而欣賞嘆詫，則余亦迂甚矣哉！
譯文:
韓文公的文章，振興起了八個朝代以來的衰頹文風，他所寫的詩也是奇特不群，詩風獨樹一幟，然而考亭先生（朱熹）卻曾經批評他的詩文落于世俗，說《上宰相書》、《讀書城南詩》就是這樣的。
難道不是因為他急切地求得知名而在仕途求取進身，目的在于獲取功名利祿嗎？所以我曾經說寫文章的事情，不說別的，必須首先去除它的俗氣才行。現在，天下的文人多啊，他們身在民間，而（千方百計）地去結識那些達官貴人，并且早晨寫出一篇文章，到傍晚就鐫刻付印，往往就結集成了厚厚的文集，他們在拜見達官貴人以及知名人士的時候，就攜帶著（文章著作）作為見面的禮物。像這種做法，文章即使寫得好，也俗氣啊！
我讀嚴祺先先生的文章，深深的感嘆他的卓爾不群，超然世俗。無錫自從顧端文（顧憲成）、高忠憲（高攀龍）兩位先生在東林講學，遠遠的繼承古圣絕學，圣人流傳下來的風尚才不曾遠離。嚴先生出生在這個地方，誦讀先賢的詩書，蒙受先圣的`教化，信奉儒學，深入研究儒家經典。平日看重名節，言行舉止（行，做事；藏，隱退）謹慎，看待功名利祿就好像（這些東西）將要玷污了他似的。
心有感觸憤懣填塞其中，因事而抒發感慨，所以他的文章行文的主旨，大多是被世人恥笑為不合時宜的。韓愈曾說：“他人取笑我，那么在我內心中則把它當做一件喜悅的事。”人們嘲笑韓愈，只是因為他（文章的）言辭被流俗取笑，仍然還是杰出的一代儒家領袖；如果是文章的主旨（思想）被流俗取笑，不又是比古人（韓愈等）更超出一層了嗎！
即使這樣，假如韓愈處在當今之世，他行文的主旨（思想）也應當像嚴先生這樣不合時宜，一定不至于寫出《上宰相書》和《符讀書城南詩》這樣的詩文，而被名儒大家所嘲笑啊。嚴先生的文章，我所見到的只有幾十篇，論理敘事，語言明快曉暢而思想嚴峻犀利。一個恭謹溫順的讀書人卻能以文筆與世俗決斗，如此可見其文章言辭的精巧犀利。但我認為，文辭的精巧，現在世上那些不免于俗氣的文人，也有的能做到這一點；嚴先生之所以卓爾不群而超然世俗，是在于他文章的行文立論，被世俗之人所共同譏笑為不合時宜。世人都譏笑他不合時宜，獨有我不這樣認為，并且（對他的人格和文章）欣賞感嘆，那么我也迂腐得厲害了啊！（選自《陶莊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新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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