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平凡的學生生涯里，大家都經常接觸到文言文吧？文言文是中國文化的瑰寶，古人為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文言文。相信還是有很多人看不懂文言文，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方苞禁酒之議》文言文原文及翻譯，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原文
方望溪奏請嚴禁燒酒一疏，尹博陵嘆為一代名言，孫合河相國力駁其議，并陳燒酒之益，斷不可禁。愚謂事有理所不可行而情不能已、法所必當禁而勢不能除者，此類是也。
酒之為物，有益有損，自古已然，燒酒則興于近代，其始因邊疆士卒借以御寒，北五省燒造尤甚，靡費五谷，歷奉明禁，本重谷裕食之美意。望溪欲悉行嚴禁，民間不得復燒涓滴。竊恐小民無知，好飲者比戶皆然，售買極易，逐末之徒，趨利忘害，甘犯禁網，將愈啟富民之私造，而滋吏胥之為奸，而終不能絕也。即使嚴刑峻法，連坐鄉鄰，而小民之日飲者，不能因此俱行戒止，勢必群飲黃酒，其為數必十倍于燒酒。日費十文者，將費百文不止，于百姓日用生計大有所損。且用黃酒者日增，價值亦騰，制造益眾，耗費谷米亦十數倍于高粱、柿、棗，其耗五谷也更甚于燒酒。然則欲禁燒酒，必先禁民飲乃可行，能乎否乎？語云：興一利必有一害。予謂除一害必增數害，積重難返之勢，惟有因任自然，去其太甚而已。他如私鹽私參，禁之何嘗不嚴，而究不能止，矧日用常行之酒也耶？
噫！治國治民之道，固難與一二書生言也。昔韋處厚議鹽法：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望溪殆未之曉耶。（清阮葵生《茶馀客話》）
【注】①方苞，字望溪，清代文學家。②韋處厚，唐文宗時宰相。
譯文
方望溪上奏請求嚴禁燒酒的奏疏，尹博陵將之贊為一代名言。孫合河相國竭力反駁方苞的議論，并陳述燒酒的好處，萬萬不可禁止。在下愚昧地認為：事情有道理不應實行但情不得已、法律上必須禁止但因為形勢不能被廢除的，和這件事情類似。
酒這種東西，有好處也有壞處，自古就是這樣的。燒酒則是興起于現代，開始是邊疆士兵喝了用來御寒的，北面五個省份的燒酒制造最為多，很費五谷，向來都是明令禁止。望溪想完全予以嚴禁，不讓民間再燒出涓滴燒酒。我私下里只怕小民無知，好飲的人又家家都有，買和賣都很容易。追逐利益的家伙，趨利忘害，寧愿冒險犯法，這就更會讓富裕的人私自造酒，而使吏胥從中做壞事，到最后還是禁不了酒。即使對犯法者嚴刑峻法，對他的鄉鄰實行連坐，但每天飲酒的普通人，不會因此都戒酒，而勢必都去喝黃酒。喝黃酒的量上一定會十倍于燒酒。每天花十文錢喝酒的，將會花一百文都不止，對百姓的日用和生計都大有損害。而且喝黃酒的人逐日增加，黃酒的價格也會上漲，造酒的人更多，耗費的糧食也會十數倍于高粱、柿子和棗子，它耗費的五谷也會更甚于燒酒。那么，要禁燒酒，必須先禁止民眾飲酒才可行，可能還是不可能？俗話說：興辦一件有利的事情，一定會產生不利的一面。我要說，消除一件不好的，必然會增加幾件不好的事。形勢積重難返，只能順其自然，去除太過分的地方而已。像其他的私鹽、私參，禁起來何嘗不嚴，但終究不能阻止，更何況日用常備的酒呢？
唉！治國治民的道理，本來就難以和一、二個書生來講。以前韋處厚議論鹽法：以人不能做到的事來強迫他做，這件事肯定不能成功；以人必定會違犯的規定來禁止他，這種法必定不能施行。望溪大概還不知道這個道理吧。
創作背景
清朝時期，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影響，為方苞提出 “禁酒之議” 奠定了基礎。
在經濟方面，清朝的農業和手工業得到一定發展，但糧食作為國家的重要戰略物資，其供應和分配始終是一個關鍵問題。釀酒需要大量的糧食，而過度的釀酒業可能會消耗過多的糧食資源，影響國家的糧食儲備和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在一些年份，如果糧食收成不佳，釀酒對糧食的消耗就顯得尤為突出，可能會引發糧食短缺甚至饑荒的風險。
政治層面上，清朝統治者致力于維護社會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他們需要確保糧食的穩定供應以滿足百姓生活和軍隊的需求。過度的釀酒活動可能會導致社會秩序的不穩定，尤其是在糧食緊張的時期，容易引發民眾的不滿和社會矛盾。同時，清朝政府也在不斷探索有效的經濟管理和社會治理措施，對于可能影響國家穩定和發展的行業進行規范和調整。
文化方面，中國傳統文化中對于飲酒一直有著復雜的態度。一方面，酒在社交、禮儀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過度飲酒也會帶來諸多問題，如道德敗壞、家庭矛盾、工作效率低下等。方苞作為一位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學者，對于社會風氣和道德規范有著較高的關注，他可能看到了當時社會中因飲酒過度而引發的一系列不良現象，從而提出禁酒之議，以期望改善社會風氣，維護社會的道德秩序。
此外，方苞個人的經歷和思想觀念也對 “禁酒之議” 的提出產生了重要影響。他一生致力于學術研究和社會改革，以其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對社會問題的敏銳洞察力，關注著國家和人民的福祉。他可能通過對歷史上禁酒案例的研究以及對當時社會現實的觀察，認為禁酒是解決糧食問題和社會風氣問題的一個有效途徑。
作者介紹
方苞（1668年—1749年），字鳳九，一字靈皋，晚號望溪，亦號南山牧叟人。中國清代散文家、經學家。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方苞舉江南鄉試第一名。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中會試第四名，以母病歸家未及殿試。康熙五十年（1711年），以戴名世“《南山集》案”被牽連入獄。兩年后被赦，隸漢軍旗籍，以布衣入直南書房。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充武英殿修書總裁。雍正（1723年-1735年）時，免去旗籍，仍歸漢籍，累官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翰林院侍講學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一統志》館總裁、《皇清文穎》館副總裁等。乾隆時（1736年-1796年），再入南書房，任禮部右侍郎、三禮館副總裁、經史館總裁等職。乾隆七年（1742年），辭官歸居南京，閉門謝客，著述終老。乾隆十四年（1749年）八月十八日，卒于上元家中，享年82歲。
方苞于文學繼承歸有光“唐宋派”古文傳統，嚴于義法，為清代“桐城派”古文之初祖，與劉大櫆、姚鼐尊稱為“桐城三祖”。]論學以程朱為宗，究心宋儒義理之學，后桐城派古文家，耽心義理，習服程朱，皆以方苞為先路。著作有《周官辨》《春秋通論》《望溪文集》《史記注補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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