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玩家大抵會有同感，古瓷上某些現象，有時心里明白，嘴上卻難以表達，故有“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之說。這“意會”，實際上講的是“悟性”。
悟性在陶瓷市場鑒識上無處不在處處在，所以，有人覺得識瓷難，有人覺得不難。比如面對一真一假兩件器物，入門三個月的人只憑一、二個基本要點便判定了 真假，學三年的人，雖然可以講出三條、五條理由，則不見得真正能抓住要領，這就見出了悟性高下。筆者不是拿“悟性”唬人，之所以如是說，是因為許多人的眼 力和心力本是來夠用的，只因在許多時候失去了平常心，便迷失了悟性。
因此，在古陶瓷鑒定上，“悟性”未必一定就同智商、同懂得相關歷史知識成正比，有時還可能成反比。例如有位高學歷的事業有成者，以較高的價位，擁有了 一件外底署“永樂年制”篆款的青花龍紋盤，說是國寶級文物。其知識面極廣，從我國首見的三國時期于腹部處刻紀年款的越窯青釉虎子，到元代署“后至元戊寅五 月二十三日”青花款的釉里紅樓閣式瓷倉；從明洪武二年朝廷在景德鎮建御窯廠時官窯瓷上不落款，至永樂朝偶爾在圓器的器內署上四字年號款，以及終永樂一朝沒 有出現一件帶底款官窯器的年款情況和歷史，無所不詳，無所不曉。惟有一點欠思索，倘若外底部帶款的此件永樂盤系真的，當時這位寫款人，會就此犯下對圣上不 恭之死罪他根本沒想到。官窯瓷器上冠以帝王年號的做法始自永樂朝，作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明成祖朱棣只是在自己所用的一些餐具、杯子、茶具的內底內壁處， 留下了帝王尊號。這些署款器，盡管燒造數量極為有限，因前無古人，已堪為壯舉。朱棣沒敢把自己的年號倒扣于外底，是基于傳統思維和皇帝的尊嚴。試想，至高 無上的帝號豈能隨處張揚！又系張揚于器皿底部，將給文武百官及天下黎民作如何感想！所以，永樂款采用了深奧又不易懂的篆書、且字體顯得十分模糊，這系受時 代發展的'限制所致。因此，瓷器的早期落款形式，便帶有了時代印痕。而此件于外底大大咧咧署上了永樂年號的青花龍紋盤，由于超越了歷史進程，無疑為假冒品。
在中國陶瓷史上，把年號書于器物外底部的第一位帝王是明宣宗。宣德的年款，不但字體以堂堂正正的晉唐小楷居多，還多數帶上國號（大明），且書寫部位遍 器身：從器內底到外底，從內腰部到內口邊、外口邊，乃至頸部、肩部、外腹部、折沿下、柄或流上及蓋內等，均屬落款處。帶款的官器數量之多，以及如此無定規 的落款本身，充分顯示宣德帝對署年號款有濃烈的興趣，同時，亦反映出其不知往哪兒落的無奈。然而，憑借朱瞻基不落俗套愛玩蟋蟀及喜歡揮杖擊丸的個性，最終 把神圣的帝號一舉定格于器物的外底部，開創了標準年號款的先河。此河一開，使宮廷瓷器的整體藝術趨向完美，亦讓官窯瓷器愈添皇家氣派。此后，帝王年號款定 位于外底部的格式，不惟為明清兩代官窯器物在署款上的主要模式，還成了官窯器物的重要標志。
如今，瓷器上司空見慣了的底部年號款，已天經地義得不會讓人回頭去思考古人在五百七十年前的想法。諸如永樂瓷，為什么要把款識寫在花心里，寫在獅球 內；為何四字篆款的字跡，幾乎都顯得模糊、若隱若現；為什么器物帶款的數量十分稀少，又都局限于一些明顯為御用品的杯、碗、盤內。這些同后世宣德朝有極大 反差的寫款情景，究竟意味著什么？而能在心底讓時空倒轉，并透過歷史長河中一些有意味的跡象，例如洪武朝官窯的無款、至宣德時官窯瓷的款多，感悟明皇朝最 初幾位皇帝在署款上的心態，這一靈感，即為悟性。
與此相反，日常鑒定中，時有發生的所謂犯低級性錯誤與常識性錯誤的“吃藥”、“走眼”，則為缺乏悟性的表現。換句話說，人們的很多失敗，其實都不是發 生在未知的世界里，而是跌倒在常識里。因為越是淺顯的道理，就越容易被忽視、被忘記。若能將歷史常識、書本知識、鑒定技能，應用得靈活，并時時保持一顆平 常心，善于總結與比較，悟性也就常在了。因而，古瓷收藏鑒定說難不難，說不難似乎又非常的難。揚州博物館“鎮館之寶”的元代祭藍釉淺刻白龍紋梅瓶，在入藏 之前，當文物商店專職人員錯定成雍正瓷之后，出人意外地讓上海一位名叫沈勝利的鑒玉專家從龍紋上認出廬山真面目，堪為難與不難的典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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