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于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兇，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
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于耳，色不絕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數(shù)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伯莫盛于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習文公之余威，猶得為諸侯之盟主百余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涂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
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數(shù)子者皆不足以托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后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譯文
管仲作丞相輔佐桓公，稱霸于諸侯，排斥打擊夷、狄等異族，終其一生都使齊國富強，諸侯不敢背叛。管仲死后，豎刁、易牙、開方被重用。桓公死于宮廷內(nèi)亂，五位公子爭搶君位，此禍蔓延，直到齊簡公，齊國無一年安寧。
功業(yè)的完成，不是完成在成功之日，必然由一定的因素而引起;禍亂的發(fā)生，不是發(fā)作于作亂之時，也必有其根源而預兆。因此，齊國的安定強盛，我不說是由于管仲，而說是由于鮑叔。至于齊國的禍亂，我不說是由于豎刁、易牙、開方，而說是由于管仲。為什么呢?豎刁、易牙、開方三人本就是亂國者，但重用他們的是齊桓公。有了舜才知道流放四兇，有了仲尼然后才知道殺掉少正卯，那桓公是什么人，回頭看來，使桓公重用這三個人的是管仲啊!管仲病危時，桓公詢問丞相的人選。此時，我想管仲將推薦天下最賢能的人來作答，但他的話不過是“豎刁、易牙、開方三個人，不講人情，不能親近”罷了。
唉，管仲以為桓公果然能夠不用這三個人嗎?管仲和桓公相處多年了，該知道他的為人了吧。桓公是個音樂不停歇于耳，美色不離開眼的人。如無此三人，就無法滿足他的`欲望。他開始不重用他們，只是由于管仲在，一旦管仲沒了，這三人就彈冠相慶了。管仲以為自己的遺言就可束縛桓公嗎?齊國不怕有這三人，而是怕沒有管仲。有管仲在，那這三人只是普通人罷了。若不是這樣，天下難道缺跟這三人一樣的人嗎?即使桓公僥幸而聽了管仲的話，殺了這三個人，但其余的這類人，管仲能一個也不剩地除掉他們嗎?唉!管仲是不懂得從根本上著眼的人啊!如果他乘著齊桓公詢問時，推薦天下賢人來代替自己，那么管仲雖死，齊國也不算是失去了管仲。這三人又有什么可怕的，就是不提他們也可以啊!
五霸中沒有比齊桓公、晉文公再強的了。晉文公的才能比不上齊桓公，他的大臣也都趕不上管仲。晉靈公暴虐，不如齊孝公寬厚。可晉文公死后，諸侯不敢背叛晉國。晉國承襲文公的余威，還能在一百年里充當盟主。為什么呢?因為它的君主雖不賢明，但是還有老成練達的大臣存在。桓公死后，齊國一敗涂地，這沒有什么疑問奇啊!他僅依靠一個管仲，管仲卻死了。
天下并非無賢人，確實是有賢臣而沒有明君。桓公在世時，就說天下再沒有管仲這樣的人才。我不相信。管仲的書里有記載他將死時論及鮑叔牙、賓胥無的為人，并列出他們各自的短處。這是他心中認為這幾個人都不能托以國家重任。而且預料自己將死。這部書實在是荒誕，不值得相信。我看史鰍，因為活著不能薦用蘧伯玉和斥退彌子瑕，為此有身后勸諫之事。蕭何臨死，推薦曹參代替自己。大臣的用心，本來應該如此啊!國家因一個人而興盛，一個人而滅亡。賢人不悲痛自己的死亡，而憂慮國家的衰敗。因此必須再推選出賢明的人來，然后才可以放心死去。那管仲，憑什么可以死掉呢?
評析
管仲是歷史上的名相之一。他輔佐齊桓公尊周室，攘夷狄，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他的功績一向為人稱道，連孔子對他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對于這樣一個典范人物，作者獨能從其不能推薦賢人這一要害之處進行評說，其立論新奇，合乎情理。在封建社會中，一個有作為的政治家的去世往往會給國家?guī)硐麡O的甚至是災難性的影響，這種例子在歷史上是不罕見的。因此，作者的見解是正確的。
本文文筆犀利，邏輯嚴密，令人無懈可擊，正如清人吳楚材所說：“立論一層深一層，引證一段系一段，似此卓識雄文，方能令古人心服。”例如，為了說明管仲提出的豎刁等三人“非人情不可近”只是一句毫無意義的空話，他把齊桓公和舜、孔子進行比較，說明齊桓公不可能除掉這三個人。退一步說，即使是除掉了這三個人，“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又如，在談到管仲在臨死時沒有向桓公舉薦賢人是一重大失誤時，作者又用史?、蕭何的事跡進行對比，得出了“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的結論，可以說是絲絲入扣，令人拍案叫絕。
本文批評了管仲在臨死前未能薦賢自代，以致在他死后齊國發(fā)生了內(nèi)亂。作者的觀點頗為新奇，可以稱為“翻案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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