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為您提供了兩篇立案監督申請書范本，僅供參考!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立案監督申請書
申請人：XXXX XXXX
王斌,男，XXXX年9月28日出生，漢族，XXXX市人，現住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公司下崗職工。身份證號碼：XXXXXXXXXXXXXXXX。系XXXX生父。
曹燕春，女，XXXX年5月22日出生，漢族，XXXX市人，現住XXXXXXXXXXXXXXXX，XXXX有限責任公司職工。身份證號碼：XXXXXXXXXXXXXXXX。系XXXX生母。
聯系方式：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
申請人王斌、曹燕春，對XXXX市公安局XXXX分局認定我兒XXXX死亡案系高墜死亡，該案中不存在犯罪事實的結論，并于XXXX年10月29日發出040號《不予立案通知書》含屈不服，特向人民檢察院提出立案監督申請。
申請目的：
1、要求XXXX市公安局XXXX分局撤銷在 XXXX年10月29日作出的(040)號《不予立案通知書》的決定。
2、要求XXXX市公安局XXXX分局對XXXX受傷死亡之事，立即組織力量立案偵查。
事件簡況：
XXXX，死亡年僅13歲，原系XXXX市西京子校初一學生。XXXX年6月19日中午，有群眾發現XXXX重傷昏迷，倒臥在XXXX區西京社區19號樓與35號樓之間綠地內。經在場群眾向110、120報警求助后，XXXX得以被送往兵器工業五二一醫院搶救。次日凌晨6時許，XXXX因傷重不治身亡。醫院診斷的死因為：重度顱腦損傷。
XXXX死亡后，我們即向公安XXXX分局電子城派出所報案，派出所答復：分局法醫對尸體已做過尸表檢驗，認為XXXX是從樹上跌落死亡的，不是刑事案件，并告知我們立即火化尸體。
我們認為：僅以尸表檢驗為依據，確定XXXX死亡性質的認定過于草率，遂向公安XXXX分局提出解剖尸體的要求，并請求由XXXX市公安局法醫進行檢驗。但該分局法醫回答：“市局沒有尸體檢驗資質，只能由你們支付尸體檢驗費、由分局委托XXXX交大法醫學司法鑒定中心(以下簡稱交大鑒定中心)對尸體解剖”。我們按照公安機關的要求支付了8000元的尸檢費。交大鑒定中心遂于XXXX年6月22日進行了法醫病理司法鑒定，于XXXX年7月19日出具了XXXX交大司法鑒定中心[XXXX]病鑒字第114號《法醫病理司法鑒定意見書》(以下簡稱《鑒定意見書》)。該《鑒定意見書》對XXXX死因結論為：“XXXX系頭部遭受鈍性外力作用導致重型閉合性顱腦損傷而死亡”。
該《鑒定意見書》作出后，公安XXXX分局就XXXX死亡以及我們的舉報，既不表明要立案調查，也不送達《不予立案通知書》。XXXX分局這種執法態度使我們陷于極大的困惑和困境之中。一方面支付巨額費用，忍痛保留著XXXX尸體，以備公安機關進一步勘驗;一方面一次又一次的向上級領導反映此案，在XXXX年10月14日、15日分別向XXXX市政法委員會、XXXX市政府、XXXX市人民檢察院、XXXX市公安局的有關領導寄送了《關于少年XXXX死亡一事的緊急情況反映》;又于10月26日、27日再次分別向陜西省委領導、陜西省省長、省紀檢委、省組織部、陜西省政法委、陜西省人民檢察院、陜西省公安廳分別呈送了《關于少年XXXX死亡一事的緊急情況反映》及《關于少年XXXX死亡一事的再次緊急反映》。在各位領導的關注下，終于在一百多天后我們等來了XXXX分局的消息，于是在XXXX年10月28日下午XXXX分局主要領導出面組織邀請XXXX交大法醫學司法鑒定中心劉新社法醫、XXXX市公安局法醫、XXXX分局刑事技術人員、XXXX分局偵查人員、XXXX分局法制部門人員，并通知我們到場，召開了個溝通會議。
會議中，我們沒有聽到以上諸多刑偵技術專家和刑偵人員舉出任何支持“XXXX系高墜傷死亡”認定理由的確實證據。因為這其中既沒有可以認定XXXX確實有攀登高處行為的證據，也沒有確認XXXX昏迷倒臥之處就是第一現場的證據。甚至連主要鑒定人劉新社法醫都承認：該《鑒定意見書》在分析部分作出的，“高墜可以形成此種損傷”是一個在“沒有其他材料”支持下作出的“傾向性意見”。除此之外，公安XXXX分局方面就是一味地向我們解釋XXXX系高墜死亡。與會時，我們就《鑒定意見書》中的一些表述及公安機關認定高墜死因提出了十六項問題，但均沒有得到明確的答復。XXXX年10月29日，公安XXXX分局無視XXXX死因尚不清楚的事實，草率的以“沒有犯罪事實”為理由，決定不予立案。隨后交給我們一份沒有年號的040號《不予立案通知書》。
我們之所以對XXXX分局的決定不服，主要是因為XXXX分局在偵查技術、法醫鑒定等方面存在諸多疑點和矛盾點無法解釋，在執法程序上存在嚴重違法。正因如此，我們不得不忍痛保存著XXXX的尸體至今，以期待有關部門能在對XXXX死因定性問題上作出客觀認真負責的結論。XXXX年11月2日，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和《公安機關辦案程序規定》就公安XXXX分局040號《不予立案通知書》，我們向公安XXXX分局提出了《申請復議書》，但就在申請送達一天后便被駁回。
申請立案理由：
一、認定“高墜”缺少現場證據的支持
1、高墜死亡的認定應與溺水死亡、爆炸死亡、觸電死亡等非正常死亡一樣，對死因的認定必須建立在與事發現場勘查、走訪調查等相關證據的支持下才能成立，而且證據必須確實充分。但是，包括XXXX年10月28日的會議在內，XXXX分局從未表明在XXXX昏迷的“現場”發現了可以認定其系高墜死亡 (如血跡、致傷對應物等) 的確鑿證據。
2、《鑒定意見書》認定，XXXX“生前頭部遭受鈍性外力作用。鈍性外力作用于頭部導致硬膜下、蛛網膜下腔出血、廣泛性腦挫傷而死亡”。“頂枕部頭皮表皮剝脫伴皮下出血，相應部位顱骨舟狀粉碎性骨折”。能造成這樣嚴重損傷的外力必然是巨大的。假若是高墜造成，唯有相當的高度才能形成足以造成如此嚴重的致命傷。而公安XXXX分局認定的“高墜”中心現場只有一顆樹木，該樹木能夠支撐住人體的最高點是在距地面2.7米一處樹杈。這樣的高度是否能造成這樣的損傷，公安XXXX分局沒有給出合理的依據。
3、《鑒定意見書》認定，XXXX“頂枕部頭皮表皮剝脫伴皮下出血，相應部位顱骨舟狀粉碎性骨折”。一般法醫學常識認為，舟狀粉碎性骨折的造成，應是有個相應物體的反作用所致。然而公安XXXX分局沒有確認在所認定的現場中發現可以造成此種傷害的類似對應物。
4、XXXX年10月28日“溝通會”中，公安XXXX分局提出，通過走訪認定的“高墜”現場發現的痕跡可能是蹬踏、翻滾、掙扎所致，遂認為這是XXXX受傷后所形成。那么結合該《鑒定意見書》所認定的XXXX系“廣泛性腦挫傷”的傷情程度而言，死者受傷后是否還能有這樣的自主行為能力?在場法醫及公安XXXX分局相關人員還是沒有作出肯定的說明，結論僅僅是推測而已，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該處即第一現場。
5、XXXX年10月28日“溝通會”中，公安XXXX分局還提出，在認定的“高墜”現場中發現，位于發現XXXX躺臥地旁的一顆樹木的樹杈上有擦痕、樹干上有灰土、樹皮有剝脫等痕跡，另發現XXXX褲子、背部有類似的灰土，鞋子上有擦痕。遂認為這即是XXXX攀爬現場樹木的證據。但是XXXX分局沒有提出樹木上的灰土、擦痕與XXXX鞋子擦痕相吻合的關聯證據。僅憑XXXX衣著上有與現場痕跡相同的物質，便推測XXXX可能有過攀爬樹木的行為。但這樣的推測并不能單純認為XXXX的損傷是由此造成的。這樣的說法欠缺邏輯常識。
6、公安XXXX分局對認定現場獲取證據模糊不清的情況說明。
事發后公安XXXX分局沒有及時現場勘查，所獲證據不能充分的提供肯定與否的支持性意見。正如與會刑偵人員延警官所說“當時小孩已由120送往醫院搶救、救治了，所以我們沒有看到小孩躺到哪兒啥情況。我們去的時候已不在那個地方了”“這主要是120醫生回憶，按照回憶，技術人員畫了個圖，躺臥位置就是這么個情況。”這樣作出第一現場的認定結論，必然缺乏證據關聯性，進而不能肯定XXXX就是高墜或不是高墜;此現場就是第一現場。
二、尸體檢驗及《鑒定意見書》中存在的解讀問題。
1、XXXX高墜死亡的論調是由公安XXXX分局法醫最先提出的，而且只是該法醫在只對XXXX進行尸表檢驗后、現場勘查前，個人的草率說法。當我們提出要求XXXX市公安局進行尸體檢驗時，又是該法醫告訴我們市局沒有尸體檢驗的資質，只能由交大鑒定中心進行。在送交尸檢前，我們初見交大鑒定中心劉新社法醫時，該法醫即說：“既然是高墜還有必要檢驗嗎?”。在該《鑒定意見書》中，有加入的“高墜可以形成此種損傷”的分析意見，但是，明確的提出了“由于死者頭部損傷分布不在同一平面，不能用一次暴力解釋，具體死亡方式請結合案情調查確定。”但是，公安XXXX分局無視這一明確結論，極度、孤立、片面、固執的堅持“高墜”的說法。
2、《鑒定意見書》中載明：XXXX身體損傷除枕頂部粉碎性骨折外，在右額結節處、右眼外眥外側、右側耳屏上偏前側、左側額部發際處均有損傷。全身共12處損傷，包括頭部損傷6處都分布不在同一平面。兵器工業五二一醫院診斷證明：XXXX有一處左眉骨骨折的損傷。公安XXXX分局對這些事實存在置若罔聞，一味強調“高墜可以形成”，使該《鑒定意見書》沒有發揮在刑事案件中應有的客觀證據作用，反而變成了為公安XXXX分局主觀認定死因形成的注解或者說是借口。
3、一般的法醫學常識認為：(1)高墜傷必須要考慮墜落高度與地面情況;(2)高墜傷的特征，即一次形成、損傷嚴重、損傷集中、外輕內重、符合力學傳導。(3)一般表現為：挫傷(內臟挫傷)、內臟破裂、挫裂創。所以高墜損傷死亡法醫學檢驗鑒定確定死亡原因并不困難，關鍵在于對案件性質的確定。法醫在作出系高墜損傷結論前，除應認真細致的尸體檢驗外，還必須得充分考慮案情調查、現場勘查、群眾走訪等所獲得的信息。但是，該《鑒定意見書》中所載明的XXXX損傷情況與以上所列相符較少。主要鑒定人劉新社法醫在XXXX年10月28日溝通會上的發言也明確說明：“這個案子我們當時接手娃才死了兩天，沒有給我們一個很明確的東西”;“現場那個樹比較低，高度也不符合這么嚴重的傷”;“高墜可以形成此種損傷，法醫叫傾向性意見。如果給我們出具了很實在的證據，而且各方面都支持的話，我們會下個肯定性的結論”等解釋。劉新社法醫在會上還說：“法醫作鑒定不是孤立的，他肯定是結合偵查和現場勘查，最后才下結論的。在做解剖時，其他材料還不齊全的情況下，給了個傾向性意見。為啥最后叫結合人家偵查，案情調查決定。有些情況只能提供一個傾向性意見，恰恰咱就是這種情況”。
劉新社法醫的鑒定意見以及他在會上的發言，正是說明劉新社法醫尊重并遵循一般的法醫學常識，而恰恰是這個所謂的“傾向性”的“高墜可以形成此種損傷”表述，是公安XXXX分局有了“認定”“高墜”的“理由”。使我們不解的是，如此明確的醫學常理劉新社法醫卻做出讓人匪夷所思的“傾向性意見”。因此，請求檢察機關對鑒定過程的嚴肅性作出審查。
三、公安XXXX分局沒有嚴格遵循辦案程序
1、XXXX受傷死亡后，公安機關本應依法主動對尸體進行司法鑒定，但公安機關在事實情節不清的情況下，先是武斷的要我們立即處理尸體，之后又推脫說XXXX市公安局沒有司法鑒定資質，進而要求我們自付尸檢費，由公安機關委托鑒定機構進行檢驗。
2、XXXX死亡后，尸體一直冷凍保存，作為悲痛萬分的死者家屬，多次多方向公安機關及有關方面反映，而公安XXXX分局在此期間內從沒有對立案與否給予答復。一直拖至XXXX年10月28日XXXX死亡后第131天，XXXX分局召集了所謂的“溝通會”，集中多名刑偵人員、技術人員、鑒定機構專家向根本不懂刑偵和司法鑒定的我們做出說明，并解釋所謂的在XXXX死亡一事中“沒有發現犯罪事實”的理由，且不聽我們的訴求、不正面回答我們的問題。
在“溝通會”中，公安XXXX分局向我們說明：曾走訪調查了102戶群眾，沒有搜集到XXXX被人追打、挪動以及其他被人傷害的證言，而只是搜集到了XXXX性格內向、與人沒有恩怨、平時喜歡爬樹等等的反映。這樣的說明，既未窮盡“沒有犯罪事實發生”，也不具XXXX確系“高墜死亡”的證明力。與此相反的是：XXXX死亡后，有不少的群眾或是給我們打電話或是當面告知我們，事發當天有數人曾追打XXXX。
公安XXXX分局以溝通會的方式，在迫使我們接受一個含混不清的“事實”和性質不明的分析結論。
3、XXXX年10月29日，公安XXXX分局在我們舉報132天后，才向我們發出《不予立案通知書》。但這份遲到了120余天的《不予立案通知書》居然是一份沒有發文年號的通知書。
4、依照《刑事訴訟法》，XXXX年11月2日下午16時10分，我們向公安XXXX分局提交了《申請復議書》，復議書中我們列舉了4項復議理由。但是，僅隔一天時間，XXXX年11月4日，公安XXXX分局法制科便通知我們復議申請被駁回。申請復議是法律賦予控告人的合法權利，亦是保證法律公正實施的重要措施。公安XXXX分局對一起未成年人死亡案案發4個多月不予任何答復，卻對存有諸多疑點的死亡案件復議申請作出如此迅速、高效率的答復，可見“以人為本”的法治理念早已被走過場和推諉所替代。
綜上，我們對XXXX市公安局XXXX分局就“XXXX死亡”一案作出的不予立案決定不服。(1)XXXX系“高墜死亡”這一結論缺乏確鑿證據，(2)XXXX昏迷倒臥之處系第一現場的認定缺乏確鑿證據，(3)XXXX死因“沒有犯罪事實”也缺乏客觀理由支持。因此，特向XXXX市XXXX區人民檢察院申請立案監督。
此致
XXXX市XXXX區人民檢察院
申請人：
XXXX年 十一月十日
要求檢察機關立案監督申請書
我們是“XXXX”項目擁有40年使用權的租賃戶，從XXXX年12月開始300多戶業主多次向公安部門報案以“合同詐騙”要求公安機關立案調查。于XXXX年5月23日江干分局認定XXXX公司沒有犯罪事實出具“不予立案通知書”。邱常英等人對公安機關作出的“不予立案通知書”不服，特申請檢察院監督公安立案。為此我們又多次將犯罪事實的材料交給公安機關，XXXX年12月開始，章之江說這個案子由他在負責調查，經偵隊長翁一萍明確的告訴我們XXXX的案子已經立案。由此我們以為是“合同詐騙”立案了，最后我們得知公安所謂的立案是以“職務侵占罪”拘捕了其中的一名股東，這與我們的“合同詐騙”毫無相關。事實是合同詐騙至今都沒有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