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完一本經典名著后，大家一定都收獲不少，不能光會讀哦，寫一篇讀后感吧。到底應如何寫讀后感呢？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國史大綱上下新校本讀后感，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從未正規涉獵國學，卻從這部歷史書里有所學習。Mark一些學習筆記：
中國古代宗教以皇帝為“天子”，為上天與人世之間的仲介，皇帝能盡此責任，就是圣君。這一點與世界上其它地方的古代文化非常接近，比方說埃及的法老。
正好在讀一本Mark Lilla寫的《夭折的上帝》，里面對早期人類的這種近乎本能的思考有這樣的討論：為什么有些宗教信仰被轉化成了有關政治生活的教旨？如果我們真的把神看成是一個有意圖的人，而宇宙秩序就是那些意圖的結
果，那么神的意圖就是一種積極的意志，而非沉默的結果。政治就此摻和進來——政治生活圍繞著關于權力的討論：誰可以合法地行使權力去支配別人？出于什么目的？在怎樣的條件下？
然而神對于中國人而言后來似乎就沒那么重要了，可能與儒家的興起和長期統治有關。儒家注重“人道”，而非“神道”，因為孔子說“敬鬼神而遠之”。儒家在政治上主張大一統的地上王國，統治于圣君之下，推行一種圣賢政治，以道德理論教化人民〔sounds quite familiar〕。對于個人而言，儒家主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群眾謀現實，不為個體營虛求。人生理想，唯在此生此世。
相對于儒家的“教化”，道家那么主張“不教”，他們的理想是“小國寡民”〔這點在今天看來太反自然，因為民乃人，人乃動物，動物乃以繁殖為目的，如何可以始終保持“寡民”呢？〕，不愿有團體和社會的壓迫〔與西方社會六、七十年代一些烏托邦團體的實驗社會有相同的訴求〕，不樂于為團體社會作個人犧牲。所謂“魚相忘于江湖”，其理想社會，正如江湖，群魚自得其樂，絲毫無束縛。既然無求于社會，那么一切需自給自足，即不可能，于是夢想做“吸風飲露”的仙人。
于是中國古代文人，于盛世那么追求儒家的群眾人文業績，如北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處江湖之遠而憂其君，居廟堂之高那么憂其民”；于亂世那么轉向道家的私人修行解脫，如東晉士族從“經學世家”轉而追逐莊老，只求“致性逸情”，不用世事。比方著名的東晉頭牌知識分子大V王羲之，早年追求文學書法，晚年就喜歡跟著一幫道士到處尋丹訪藥，而他的好兒子王徽之也以一個浪漫的“雪夜訪友”的故事立下flag：某夜王先生突然來了興致要去看一個朋友，于是不顧大雪，打了一艘船上路，等到天明到了朋友家附近，覺得意興已盡，也不上樓了，直接掉頭返回自己家里。
除了儒和道，后來又來了佛。
佛教從東漢末傳入中國，于南朝開始興盛。與儒家“融個我入大群體”的思想相反，佛教要“脫離大群體而完成自我”。小乘時期，強調輪回果報，與中國世俗祭祀陰陽巫道有相通之處；大乘時期，強調世界虛實，名相有無的哲理思辨，與中國的老莊玄學有相通之處。而天臺、華嚴、禪宗那么重視自我教育，人生修養。
而中國古代各朝代對于佛教的態度也是多有反復。南朝梁武帝崇佛，于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據清代人考據，當時南梁境內有兩千八百多座寺廟，單是都城建康〔南京〕就有超過七百座。
但是從南北朝的北周以降，卻有三次著名的毀佛運動。主要是統治階級發現大批民眾信佛以后，要么入寺為僧，導致社會上從事生產的人口減少，同時民眾把大量錢財捐到寺廟，令得國家的財政受到影響。比方北齊時代就有人說“緇衣之眾，參半于平俗。黃服之徒，數過于正戶。國之為給不充”。到了北周武帝，認為“六經儒教，弘政術；禮儀忠孝，于世有益；佛教費財，并宜罷之”。于是倒佛：“八州寺廟出四萬〔僧人〕，三方釋子，減三百萬〔信徒〕。皆復軍民，歸還遍戶”。到唐武宗時期“惡僧尼耗蛀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歸俗僧尼二十六萬。
如今的中國人，又當如何選擇呢？貌似具有大量“機構”的佛教如今在民間的勢頭最強，道教始終不成氣候，而儒家雖然最具有文化的親切感，雖然最適合支持中國式的政治統治，然苦于意識形態之限，無法堂而皇之地回歸，又會走向何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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