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完一本經典名著后，你有什么總結呢？不能光會讀哦，寫一篇讀后感吧。你想好怎么寫讀后感了嗎？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鐵皮鼓》讀后感范文，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鐵皮鼓》讀后感1
與那些具有社會職責感的作家相比，我肯定處于劣勢。這類作家在社會義務的旗幟下敲著打字機，他們毫不關注自我，而是以社會全局為出發點來履行他們的職責。根本沒有什么高尚的企圖促使我為戰后德國文學奉獻一件璀璨的珍品。
我不想，也不能滿足那時文學界提出的“澄清德國歷史”的合理要求，因為我的努力無法給人帶來慰藉，無法使人釋懷。我試圖丈量我自己的失去的鄉土，并且首先一層一層地鏟平所謂的中產階級（即無產者與小市民的泥礫）的垃圾堆。
《鐵皮鼓》的作者也許成功地發掘了某些新的認識，揭穿了某些人的偽裝，用冷笑實實在在地打破了國家社會主義的魔力，瓦解了人們對它的虛假的敬畏感，并且重新賦予了迄今為止被縛的語言以行動自由。但是他原本不想，也不能夠澄清歷史。
鄙人滿足于藝術創造的快樂，欣賞變幻的形式，喜歡在紙上描繪反現實。簡言之，藝術嘗試的器官早已存在，它期盼著克服阻力，吞食龐大的素材。然而素材也早已存在，它等待著基礎代謝。出于對大規模的素材的恐懼，加之本人自由散漫，心不在焉，所以我未作大的努力。
私生活的誘因再次解放了我的創造力。一九五四年春，就在我母親去世后不久，我與安娜·瑪佳蕾塔·施瓦茨結為伉儷。婚后的我專心致志，恪守市民的勞動道德與奉獻精神，并且下決心要向突然闖進我的陋室的姻親們證明我的才能。我的姻親都是循規蹈矩的瑞士公民，他們像清教徒一樣質樸，寬容大度，用藝術鑒賞家的.眼光注視著活蹦亂跳的我在過于龐大的器械上作體操表演。
這是一種可笑的冒險行為，因為安娜剛掙脫大資產階級的保護，轉而尋求不安定的生活，并且留意翼翼地在戰后柏林的藝術家圈子中初試身手。那時她肯定沒有作一個所謂的大作家妻子的野心。
盡管小市出身的飛黃騰達者的興趣經常與大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豪門閨秀追求婦女解放的愿望發生搞笑的碰撞，與安娜的結合還是使我堅定不移地朝著自己的目標奮進。
雖然創作《鐵皮鼓》的文學契機發生在我們相識之前，但是我們的婚姻為我樹立了一個明確的目標。
《鐵皮鼓》讀后感2
小說《鐵皮鼓》共分三篇，此刻我只讀了其中的第一篇，我就我讀的這一部分簡單講講我的感受。
君特·格拉斯以其十分豐富的想象力塑造了主人公小奧斯卡這個形象。小奧斯卡一生下來就能聽懂大人說話。在他出生的時候，因為兩只飛蛾擋住了燈光，使他感覺到人世昏暗，便想回到娘胎里去。只可惜為時已晚。這也為小說的后文作了鋪墊。因為小說的背景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當時時代的黑暗和社會的動蕩造成了小奧斯卡對社會的不滿，對生活的不滿。他在三歲的時候自己從樓梯上摔下，將自己變成了不會說話的“癡呆”，而且不再長個，但他卻依然擁有很高的智商，而且他還獲得一種特異功能，能用尖利的叫喊聲震碎一切玻璃制品。這樣他能夠隱藏自己，保護自己，遠離了復雜的.成人社會。他開始整日敲打他心愛的鐵皮鼓，躲在一旁冷眼觀察這個世界，用他的方式回避和應對這個黑暗的社會。
小說采用的是第一人稱自述的方式來描述奧斯卡的生活，并且用了回憶的方式。在小說的開篇，就寫奧斯卡居住在精神療養院里。他居住在完全與世隔離的病房里，只透過護理員與外界聯系。由此也體現出奧斯卡對當時社會的厭倦和不滿。他依舊整日敲打他心愛的鐵皮鼓，在鼓點中回憶他的往事，然后讓護理員為他拿來“清白”的紙，寫下他的回憶。那里為什么要用“清白”一詞呢，我覺得這也是奧斯卡對當時黑暗社會的一種諷刺和鄙夷。
在小說的第一篇中，當奧斯卡目睹了社會的黑暗后，便產生了厭惡之感。他不停的敲打著他的鐵皮鼓，從而發泄他對畸形社會的不滿。他也常常用他能夠唱碎玻璃的潛力，去“擾亂”社會的秩序。在他眼里，這個社會是混亂的，怪異的，無可救藥的。
小說的很多地方都是由君特·格拉斯本人的經歷和見聞寫的。他也借小說表達自己對一戰時期德國的黑暗的不滿。
《鐵皮鼓》讀后感3
《鐵皮鼓》的作者剛修改完最終校樣，這本書就離他而去。最終校正發生在十四年前，從此我就失去了《鐵皮鼓》。這部小說被譯成了克羅地亞語、日語和芬蘭語，我料定它會使各國的小資產階級坐立不安。但澤市郎富爾區是我失去的故鄉，它的聲名在世界各國不脛而走。
評論與成見堆積如山，它們似乎阻擋了我通往此書的道路，因為我從未首尾連貫地閱讀過印刷好的《鐵皮鼓》。五年以來，《鐵皮鼓》的寫作計劃或底稿，它的第一稿、第二稿和第三稿決定了我的生活習慣乃至睡夢。此刻這一切都已結束。隨后出版的幾本書，例如《狗年月》和詩集，當時都已近完稿，唾手可得。
迄今為止我從未讀過裝訂好的《鐵皮鼓》，這能夠歸因于職業習慣所產生的厭惡感。即使是此刻，當有人要求我講述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的產生過程時，我也只是漫無目的地翻閱某些章節的開頭幾頁。起初我并不太情愿回顧我往日的狀況和寫作《鐵皮鼓》的起因，我害怕作繭自縛。《鐵皮鼓》的作者談《鐵皮鼓》，而他是一位可疑的見證人。
正因為我承認自己沒有資格評述這部小說，所以我能夠成堆地清掃垃圾，并且能夠避免有益的謊言。這些謊言像插枝一樣使日爾曼語言文學的溫室欣欣向榮。
既不是創作欲（諸如我肯定要寫并且明白怎樣寫），也不是蓄積已久的決心，（諸如我此刻要動手寫了！）更不是某種高尚的使命感或指標（天賦的'義務之類），促使我坐在了打字機前。小市民的出身也許是我的最可靠的推進器，因為我要縮短自己與上流社會之間的距離。我雄心勃勃，立志要干一番驚天偉業。時斷時續的文科中學教育（我以五年級高中生的身份肄業）更助長了這種臭不可當的雄心。這是一種危險的動力，它常常通向傲慢。恰恰因為我了解自己的出身及推動力，所以我在寫作時總是簡單而冷靜地控制這種動力。我將寫作視作一種有距離感的、帶有諷刺色彩的過程。這種過程是個人的，而它的結果（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則是公開的。
一九五四年我的母親海倫·格拉斯溘然長逝，享年五十六歲。因為她不僅僅懷有小市民的情感，而且熱愛戲劇，所以在她的兒子十二三歲時，她就不無嘲諷地叫他培爾·金特（注：培爾·金特，易卜生的劇本《培爾·金特》的主人公，利己主義者。）。她的兒子喜歡虛構故事，并且向她許諾將給她帶來財富、送給她波斯羊羔皮大衣和去尼泊爾以及香港旅游的旅費。
《鐵皮鼓》在她去世五年之后面世，并且獲得了培爾·金特所想象的那種成功。母親在世時，我總想向她證明自己的潛力；然而直到她謝世之后，我的能量才得以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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